略談香港中文考試之存廢及其他 淺白

文章原刊《虛詞》，2025-01-21。網址連結：（https://p-articles.com/critics/5064.html）

略談香港中文考試之存廢及其他
文：淺白
 
　　七八年前已經講過。現在再講一次。在香港，如欲澄清人心，或單純是想人學好中文，本地的中文考試就必須廢除（中文作為必修科則可保留）。否則強制學生應試的結果，便只會是讓這類蛋散編的「教材」繼續無限衍生，坐擁世代相循、年年如是的市場客源；或終然落入大量所謂「教中文」的蛋散教師手上（不論是學校或補習），好讓其照本宣科的講讀、評改一番，荼害學子而不自見。坦白說，為人師者學養不足，原也並非大過，問題是出在制度底下，各從業者之心術的扭曲和敗壞。姑看以下一例：題目引文，採自東漢思想家王充的《論衡》，篇名是叫〈逢遇篇〉，不是甚麼「未嘗一遇」（這樣改是博反諷效果嗎）；而為使筆下能恰合時調，阿媚世見，這份教材的編者竟不惜強行顛倒王充文章的原意，將本來「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慷慨申言，竄改成「論失敗之根由」類的月旦。這裏先錄數段原文（無巧不巧，都是那編者在取裁時有意無意「遺漏」在外的）以供參照：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_（同污）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于堯之廷。」

 

「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況節高志妙_（通渺），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_{（顧惜、重視）}者乎？」

 

「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不名曰遇。……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王氏的行文，平正沖和，就事議事，持論寬緩而深徹，充分體現出其一貫「疾虛妄」的丰神式範。將近二千年前的思士，就人世際遇之不常，已能有如此諒實中允的省察，那我們作為後來者，俯仰百代，也唯可默識其意而緘言了罷？然則並不。在香港這一隅之地，此文章可是這樣教的：
 

//6. 試分析周人「未嘗一遇」的問題出在哪裏（按：即他人生失敗，毛病到底出在哪裏了）？

 

答案：當然時機不遇是其中一個問題（按：言下之意，即不是主要問題了），但是他自己太着重迎合君主的需要（按：是「他自己太着重」。換言之，即是他自己犯賤而已），不能專心學文或學武，找到自己的志向，最後導致一事無成（按：「文德成就」、「武節始就」，原來在編者眼中也屬「一事無成」啊），才是最主要的問題所在。

 

7. 試述本文的主旨。

 

答案：本文指出一個人如果只顧趕時髦，追潮流，沒有獨立的操守而隨波逐流，勢必要碰釘子（按：今日方知，做人的「獨立操守」原來是用來避免「碰釘」的），終將一事無成。//

 
重點還是落在一箇「成」字上。「凡功卒業就謂之成。」（《廣韻》）。至若甚麼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或何以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這些「古時舊話」的遺情意味，大抵都是今人所再不用領略深究的了。只是生長此地，「聞受」斯論日久，對於上引文字所映顯的這種「視成敗如皂白」的心理文化現象（因彼顯然絕非孤例），雖謂死灰不足溺，但情分所繫，總亦不忍任其無有解識便就此泯沒於人意。先是所謂「無成」云云者，其之為謗詞，固不待辯。但更重要是，若說矢言「無成」的基礎，不外是緣於深諳「成」之為何物，那到底係出於甚麼詼詭的人世巧合，竟致令彼輩得以如此振振乎斷言：有所成。——儼然一副踏實自慊的意態——其問題之根本，或許就是傅柯在《詞與物》的書序裏所一再叩問的：「on what basis knowledge and theory became possible;... on the basis of what historical a priori, and in the element of what positivity, ideas could appear... rationalities be formed, only, perhaps, to dissolve and vanish soon afterwards.」（p.xxiii）世業無常，而無明有自，或至少說，「自」之所以能被感識為確鑿不虛，每也是緣於人在欲動過後，幡然驚覺到己心之無明，而輒生愧悔之念——如是所謂「我」者，才得以顯白、蘇息一時。為「我」之難蓋已若是，則世上人言漠漠，當中的「成」，究有多少是真箇得為諦實的，亦大可冥然神會而不必細舉了。英國王政復辟時期詩人德萊頓（John Dryden）曾在某歷史劇的跋詩中寫過一段話，其語錚錚，或正可在此借為註腳：
 

「For bold knaves thrive without one grain of sense,

But good men starve for want of impudence.」

 
Sense是知覺。是人在行身立世、適莫時情之際，流連心下，對自己行事作意的存察。倏爾崢嶸顯暴，少間卻直蕩逝無尋，這在他人言，或不外一時之勢位迭替，但善內照者當可覘見其稍先時心競的餘息——它是人對身外話緒的寄附；是情理無着，然當下涉略浮辭，心攸思動，乃欲圖在人家現成的宣述上沾浥己意，或謂「駢衍」意義，而終疏忘於自身曾有過的，那星點寖微、切身、並且有情的經涉。畢竟世路邅回，飛沉理隔，人縱步於其間，放眼所到處，或見田禾早刈，而行語往來，一眾薜荔、藤葉在涼氣微息下亦自有其趨蕩、演繹；但風前一稾莖之折落，不會是對四下哪一聲言的覆應。
 
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書。

攝於2023年4月15日。

附王充《論衡·逢遇篇》節錄：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_{（同「污」）}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于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_{（遇不遇的原因，不一而定）}：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于小才；……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

……

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_{（通「拒」）}；更調霸說，雖粗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欲）得；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

……

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而希_{（希合、迎合）}世准_（窺測）主，觀鑒治內_{（觀察治國之道）}，調能_{（調節專長）}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爐，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爐以炙濕，冬時扇以翣_{（音霎。扇）}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為文則遇；主好武，己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己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況節高志妙_{（通「渺」）}，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_{（顧惜，重視）}者乎？

 

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_（音艾）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於塗，摭_{（音脊。摭拾）}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_{（春秋時秦國大夫，向秦穆公推薦百里奚被拒絕，用頭撞闑（門檻）而死。穆公被感動，於是任用百里奚。事見《後漢書·循吏列傳》）}之精陰薦，鮑叔_{（鮑叔牙，春秋時齊國大夫。以知人著稱。保舉管仲為相，被桓公接受。事見《史記·管晏列傳》）}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甚麼是啟蒙？

甚麼是啟蒙？
 
讀康德的經典短文〈甚麼是啟蒙？〉（What Is Enlightenment?）（1784），當看到結尾處時，還是不爭氣的笑了出來：

 

「once the germ(胚芽) on which nature has lavished most care - man's inclination and vocation to think freely - has developed within this hard shell, it gradually reacts upon the mentality of the people, who thus gradually become increasingly able to act freely. Eventually, it even influences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s, which find that they can themselves profit by treating man, who is more than a machine, in a manner appropriate to his dignity.」（Kant’s Political Writings，頁59-60，H. B. Nisbet譯）

 
一種「（恰好）能配稱於其尊嚴的對待」（a manner appropriate to his dignity）。世道之脩然，人情的刻深，僅此片語，亦大可盡見無遺了。是故綜觀全文，真正最能在二百年後仍反映出人性事實的，恐怕也只有以下這段話：
 

「To test whether any particular measure can be agreed upon as a law for a people, we need only ask whether a people could well impose such a law upon itself.」(同上，頁57)

能「impose」，就是「well impose」；正如受得住，即為受得起。當中說了是否等同沒說，或容有仁智之見；但聽到沒聽到，人生在世，原就沒有多少可以含糊其詞的餘地。

22/2/2022稿
4/11/2022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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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與名物

詩與名物
 
早前約略翻過楊牧的《奇萊後書》，別的暫且不說，倒是很意外發現了原來他談詩也有毒舌的一面。白朗寧（Robert Browning）的名作〈海外思鄉〉（Home Thoughts from Abroad），在英詩傳統裏，也大抵是如〈靜夜思〉般經典的存在了；可當落到楊牧的筆下時，它竟是如此被批得一無是處：

 

「詩可以用『啊』破題起頭嗎？我現在懷疑，縱使熟讀『噫吁嚱危乎高哉』以後，還是不能接受『啊若是在英格蘭』，感嘆詞繼之以虛設語氣的寫法，尤其緊接著竟是直截指涉的『現在，四月已經到了』。四月的訊息本來可以提示春之踪跡，亦差強人意，但當詩轉入第二章時，竟有『四月過去，五月跟踪而至』的句法，何嘗是詩的表達方式？第一章其餘字裡行間都說鳥在樹上唱歌，毫不出奇，至多交代些妥當的意象語字罷了。但說它妥當也不盡然，第五行既用『枝頭』，奈何第七行再來一次。難道白朗寧也想和他『慧心的畫眉』較量修辭重複的技巧？隔行即聽任一重要的意象語字毫不掩飾地突兀再現，顯然犯重，殊不可取；反觀末行承襲首二行之感嘆與虛設語氣，多少帶有歌詠复沓的策略性效果，猶有可說——但這也可能只是我強自振作以觀詩始產生的意念，一種與人為善的解說罷，仍然是可疑的。如此結尾，其實正可乘機收筆就好，但白朗寧竟另起一章以『四月過去，五月跟踪而至』之曆算語法，沉著道來，像電視上的氣象播報員一樣，於是就通篇細數這季節裡英格蘭的花木種類，和最活躍的飛禽等等，其密集詳盡對詩的譯者說來，真屬無妄之災，蓋鳥類的學名或俗名在我們學習外國語過程裡，本來就是可有可無的。至於一首詩先有八行，繼之以十二行賡而續之，也是毫無章法的事。作者似乎是一覺醒來發覺四月到了，就想像倘非身處海外，則在英格蘭家鄉便如何如何；八行寫完輒止，稿置篋中不再理會。有一天他忽然又發覺是五月了，不如將詩續完，春天就有一個完整的交代，所以毫無靈感地寫下『四月過去，五月跟踪而至』這樣的句子，而且實之以花木與鳥類等專有名詞，在雙行體隨手調整的腳韻支持之下，終於發現了故國英格蘭金鳳花亭午盛開之美，論光彩遠勝此地俗豔的瓜開花。什麼瓜開花竟使白朗寧如此不屑，借之為他一首獺祭詩作的結尾，以提升他思念中的金鳳花的地位？我不得不覺得很奇怪。反而字典上所謂金鳳花，原文實作『牛油杯』，其實也夠俗豔的。然則，如此錯亂的維多利亞文化論述，莫非就是它自身的典型？但對我說來，也可以說是不知所云了。」（頁64-65）

 
話說得很盡，及「無妄之災」云云，更或讓人想見其在翻字典時的那種「苦大仇深」狀貌——博識如楊牧者竟也會為幾種花鳥而頭痕——這可比別的甚麼都更具鼓勵意味了罷？然則說回詩本身，我倒不認為它有楊牧評的那麼差。其實《論語》裏不也曾說過，讀詩好處，是在乎能「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嗎？「牛油杯」是否必較金鳳花為俗豔這先暫不論；但倘若作者當時心象所裎、記憶所繫的，委實是這一種花，那又肯宜因其名字不夠「清雅」而捨之弗用？

 
7/10/2022
 

附：
〈Home Thoughts from Abroad〉
 
Oh, to be in England
Now that April's there,
And whoever wakes in England
Sees, some morning, unaware,
That the lowest boughs and the brushwood sheaf
Round the elm-tree bole are in tiny leaf,
While the chaffinch sings on the orchard bough
In England — now!
 
And after April, when May follows,
And the whitethroat builds, and all the swallows!
Hark, where my blossom'd pear-tree in the hedge
Leans to the field and scatters on the clover
Blossoms and dewdrops — at the bent spray's edge —
That's the wise thrush; he sings each song twice over,
Lest you should think he never could recapture
The first fine careless rapture!
And though the fields look rough with hoary dew,
All will be gay when noontide wakes anew
The buttercups, the little children's dower
— Far brighter than this gaudy melon-flower!
 
1845
 
〈海外思鄉〉（楊牧譯）
 
一、
 
啊若是在英格蘭
現在，四月已經到了，
而無論誰早晨醒來
在英格蘭，不知不覺，都看到
低低的枝頭和叢生的灌木
正迸生嫩小的葉芽，榆樹邊
橘紅（弱鳥）雀飛上果園枝頭歌唱
在英格蘭——現在。
 
二、
 
然則四月過去，五月跟踪而至
白頸雀築巢，成群的燕子！
聽，就在我圍籬旁那開花的李樹
低低俯向地面並且將苜蓿灑上
花瓣和露珠——在那曲枝盡頭——
聽慧心的畫眉：他唱歌一定重複，
深怕你以為他不會將剛才
無心發出的至樂好音再來一次。
而縱使四野因為白露顯得多麼荒蕪，
當金鳳仙午間陸續醒轉，一切都將
欣然，天賦孩子們獨享的璀璨好花
遠勝此地蓓蕾炫耀的瓜。

Havelock Ellis' Impressions And Comments, January 15, 1913 "I think of it as it is in early Spring, in the April month, when Browning longed to be in England and most people long to be out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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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九華換新校長

聞九華換新校長
文：淺白
 
沒料過九華那麼快便換校長。回想中三時陳、鍾易代，彷彿還不是很久遠的事。新待任的這位校長我當年沒被她教過，只是某次因緣際會，曾和她打過一番很約略的交道，其事倒也甚具趣味，今故追敍一二，以為懷緬，亦望值此機會側記多少昔日的校風人情也。
 
此事雖發生在中六，但若真要道其始末，恐怕還是得從再早兩年說起。像不少人也或許記得，一三年通識之父退位，北冥有熊羆入主，宵旰圖治，籌畫聲勢，每欲蕩滌舊有之散漫學風，由是乃有復辦社制之事；然此一「改革」，事前卻又是未經任何正式的廣泛諮詢的。如是者柴娃娃般「辦」了一年後，支用便得開始從學生、家長身上找尋着落了：自中五起，每年的堂費雜費回條，即附有「社費」一項新列在內。而就此「捆綁式」的收費，當年也曾聽聞有幾位辯才了得的同學，特意走落校務處理論，盼能分割部分有爭議的款項，俾同學自行決定交納與否——而結果，竟是被那時的職員（聞說是某影子副校）罵了個狗血淋頭。既聞如是，當即把心一橫，心想好聲好氣理論居然也受此待遇，那就倒不如全部索性不交了。沒想到一年過去，校方竟像完全忘了回事似的，沒人找我跟進過，直至中六臨近考Mock，也快將人走茶涼了，方在某日的中文堂，柱哥（不佞的中文老師）忽然喚我，接着一抬眼，便見這位如今的待任校長在門外向我殷殷招手，其笑容可掬處，差點教我以為自己是中了甚麼六合彩獎學金之類，而她是特意上來通知、「恭喜」我的。那時臨近放學，五班同學即將從走廊裏魚貫走出，她領我走到轉角，又小聲問我需不需要借一步說話，暄寒數語後，方知她原來是為那筆債項而來，且以為我有甚「家境困難」，或不方便讓別的同學知道。原本的「抗議」在事隔一年後竟被誤解成「別有隱情苦衷」，我也不覺一笑，於是唯有先簡略釐清了自己的原意乃係「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然後循例耍點擱下多時的太極：「你知道，我的意見不能代表我家長意見，不過若真想問我意見，那我倒也可約略一說的……」意外是，她修養倒好，一路聽着，面上笑意不曾稍斷(似乎)，最後也沒怎樣糾纏——此事遂不了了之，想來應是有人暗中替我「填」了那筆數，由是我才「有幸」成了那年全校唯一一個（應該是吧？）沒交堂費雜費的學生。今日回想，其實也真是恍同異世，尤其是在當前這個「錙銖、針劑」俱較的社會。而我亦深知自己在此事上需要感謝的，實也不僅是當年一二人的「好心通融」這麼簡單，且更應是整個昔日華仁所餘留下來的那種看似「散漫」，但實為寬厚的學風傳統。《詩經》云：「彼有不獲稚，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小雅·大田〉）。禾熟而不收割淨盡，這於今日或叫浪費，但在昔卻是世風淳厚的展現。而近讀宋人洪邁的《容齋隨筆》，內有〈名世英宰〉一則，私以為也幾可借來概括那種自己過去六年在華仁體受到的「散漫」辦學精神：
 

「曹參為相國，日夜飲醇酒不事事，而畫一之歌興_{（贏得一致歌頌）}。王導輔佐三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末年略不復省事，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我憒憒。』謝安石不存小察，經_（經略）遠無競。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趙韓王_（趙普）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置二大甕，滿則焚之。李文靖_{（李沆，諡文靖，北宋名相）}以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此六七君子，蓋非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真名世英宰也！豈曰不事事哉？」

 
記得當年上課，有數位年資較深的老師常愛話當年，而每當提到蘇中平校長在任的年代，言辭間總是語帶懷愐，其理或亦大抵如是。既居權位而能置權不用；了察人情，故可豫為化釋利害，而終不惑於事功之名，此真難得的治世智慧也，吾意與景盧同：豈曰不事事哉？
 
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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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讀《西青散記》

 偶讀《西青散記》
 
　　偶讀林語堂譯清代史震林的《西青散記》，頗詫異於其譯事之草率。如序中「微可悲也」一語，林竟將之譯為「I felt a twinge of sorrow」。「微」通「無」，不是很基本的文言常識嗎？此外他譯「襁褓膳雌」一段也有些問題，「膳」是進食而非餵食，故「膳雌」意思，應是解「正在食用母雞」而不是「餵飼母雞」；及「守其母羽」，迺是指小雞守着牠們母親被抓去烹食前遺下的羽毛。否則若真似其譯文所寫：「小雞們都安穩的待在母親翅膀下」，那整件事又有何悲哀意味可言？
 
附：史震林《西青散記序》
 
「余初生時，怖夫天之乍明乍暗。家人曰：晝夜也。怪夫人之乍有乍無，曰生死也。教余別星，曰孰箕斗。別禽，曰孰鳥鵲。識所始也。生以長，乍明乍暗，乍有乍無者，漸不為異，間於紛紛混混時，自提其神於太虛而俯之，覺明暗有無之乍乍者，微可悲也。
 
襁褓膳雌，家人曰：其子猶在，匍匐往視，雙雛睨余，守其母羽。輟膳以悲。悲所始也。匍匐牆下，得物謂飴，捧而吮之。家人癡余曰: 石也。上有字，字為西，字為青，強余讀，讀所始也。其凹如臼至今對之，是為散記。乾隆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夢中作。」
 
林語堂譯本：
 
‘When I was a child, I was frightened by the sudden alternations of light and darkness and was told that it was night and day. I was mystified by the sudden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of beings and was told that it was birth and death. People told me to distinguish the stars and said, “That one is the Sieve, and that one the Dipper.” I learned to distinguish the birds and was told this one was a raven and that a magpie. This was how my knowledge began. When I grew older, I gradually lost the wonder at the sudden alternations of light and darkness and appearance and disappearance of beings. Sometimes in the maze of confusions I let my spirit soar upward to space. Looking down at the sudden changes of light and birth and death of things, I felt a twinge of sorrow.
 
I remember that once in my childhood, I was going to feed a hen. Someone told me that its young chicks were there. I crawled over and saw two chicks hiding under the wings of their mother and peeping at me. I was seized with a sense of sorrow and forgot about the feeding. This was how my sorrows began. Once I was crawling along the garden walls and found an object. I was going to suck it like a piece of candy. People laughed at me and said it was a piece of rock. On this rock stood one word “West,” and another word, “Green,” and I was forced to learn these two words. This was how my reading began. That a piece of rock, hollow at the center, still facing me on my desk, where I am writing these Random Notes.’
 
另：《西青散記》雖是很典型寫才子佳人的書，但其文筆是出名好的。今故略引兩段以見其善：
 
「負濠面野，市聲已遠，蒹葭楊柳，新翠蓊然，漁村田舍意也。竹欄外，方池為密萍所漫，魚唼喋呴萍隙，不得見。池外野水數灣，漉沙者步水中如鷺，亭上人啣杯望之，彼則自顧其業耳。 ……各道客況，離家幾何時，道路幾何里，旅遊相識幾何人，老親與稚子別至今又益幾何齒；身無歲不為客，夢無夜不還家，囊中錢贈何人，笥中衣典何處；髮某年白，病某年滋，視某年昏；地所歷孰多，遊所至孰遠，名利心孰淡，倦遊欲歸意孰深。相告太息，酒寒忘飲。」－卷一（頁22－23）
 
「事有小而不忘，思之不可再得，與人言生感慨者。……八九歲獨負筐採棉，懷煨餅，鄰有兄名中哥，長一歲，呼中哥為伴，坐棉下分煨餅共食之。棉內種芝麻，生綠蟲，似蠶而大，捻之相恐嚇，中哥作駭態，蹙額縮頸以為笑。後雖長，常採棉也。採棉日宜陰，日炙敗葉，屑然而脆，粘於花，天晴每承露采之，日中乃已，或兼採雜菽，棉與菽相和筐中，既歸乃別之也。幼時未得其趣。前歲自西山歸湖上，攜稚兒採棉於村北。秋末陰涼，黍稷黃茂，早禾既獲，晚菜始生，循田四望，遠峰一青，碎雲千白，蜻蜓交飛，野蟲振響，平疇良阜，獨樹破巢，農者鋤鐮異業，進退俯仰，望之皆從容自得。稚兒渴，尋得餘瓜於蟲葉斷蔓之中，大如拳，食之生澀。土（虫桀）飛擲，翅有聲激激然，兒捕其一，旋令放去。晚歸，稚兒在前，自負棉徐步隨之，任意問答，遙見桑棗下夕陽滿扉，老母倚門而望矣。」－卷二（頁70－71）
 
　　如此意蘊深長的文字，縱便觀乎歷代的古文「名篇」，恐怕亦未嘗多見。誠如鍾叔河所言，這些段落即使是「放在上品的筆記當中，亦堪稱佳構」、「張岱《陶庵夢憶》、龔煒《巢林筆談》亦無以過之」。是以也難怪知堂老人雖嫌此書「太漂亮有才子氣」，亦得悻悻然承認其文有「可取」了（見《秉燭後談．兒時雜事》，一笑）。
 
18/5/2022

19/2/2020攝於城門水塘。

19/9/2019攝於錦田。

「沒一條生命是活的」

 「沒一條生命是活的」

　　　　　　　　　　——聞屈穎妍喪父

在萎頹的日子，花生遲吃，然亦不能不吃。約讀了幾段，寫得還算情真意切，不枉作者出身中文系：

 

//那夜趕到醫院，爸爸已在急救室返魂乏術，護士問我們要不要進去？不過事先警告，裏面全是屍首。

我不介意，進去跟爸爸遺體告別，瞥見旁邊的病床，全是一個個沒了呼吸的老人，有的蜷曲身體、有的死不瞑目、有的張大了口，急救房內，沒一條生命是活的。//

 

修辭貴立其誠。故上引文字若作為歷史見證看，自是極可信靠的。只是撇除這點「史料」的價值，真正讓我開眼的，是其在喪親的主旨下，一些接續的「引申思考」，悲情而見奔遁意；茲摘錄於下，並試加剖論：

 

//試想想，那下體流血的女子、那不能洗腎的病人，如果他們有什麼三長兩短，一定不會算進新冠頭上去，問題是，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這段日子，幾多不是得了新冠但被新冠拖累延醫的病人離世？有人知道嗎？有人關注嗎？//

 

短短百來字，其意藴已非常複雜。首先，她是在感嘆那些不是直接因新冠而離世的人，沒有她父親的那種福緣運氣，可以正式「算進」新冠的死亡數字裏。是故她尾句似乎是想建議政府設立一個新的category，以統計那些於這段期間「間接」因新冠而死的人數，好還死者以其應有「名目」，同時突顯這場「疫情」的重要性，即其「間接」為禍之烈——簡言之，即在傷痛之中，她彷彿是在罵政府：你條數，計漏了。計漏了，將來我們怎樣向那些不積極「防疫」的人「討回公道」？

 

以上潛台詞雖可悲，但亦足料。唯最令人措手不及，也最惹人深思的，還是她中間的那句轉折：「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我沒想過原來「我」這個中文字，是可以用得這樣完全跟自己撇清關係，完全沒有一點「我」的影子在內，卻又同時能保留如此懇切自然的語氣（畢竟自我中心如丁蟹，他在那場與藍潔瑛的法庭戲裏，也至少曉得自動轉換原句中的「我」字為「你」字）。這裏的「我」指的是誰？是新冠病毒嗎？她應不至於因抗疫疲勞，而在潛意識中混淆了自己跟病毒的身份吧？那麼，「我」是指「抗疫不力」的政府，或那些託辭沒人手而拒絕救人的醫護了？但為何要這麼客氣婉轉委屈，或過分投入代入（看，連動機也可以有這麼多的可能的「層次」），以至要用「我」而不用「你」字呢？而最重點是，我不認為這裏有筆誤存在；論文氣，此處是的確應該用「我」而不是「你」字的（最多整句加回引號）。這是文字意外誘導出來的、作者的真實心聲。她彷彿是真的相信：我有方法、有把握可以隨時成為你，代你的良知思感、發言；而在過程中你是完全不會覺察到有任何「我」的成分或身影存在過的。當然了，這只是一種想像；她背後的信念到底還是很「香港」的：即荒謬的是世界，惟世界不包括自己。而目前尚差的一步，就是自己可以隨時成為世界。

 

29/3/2022

 

From (https://www.facebook.com/WeSupportChrisWat/videos/2208568065962794)

讀吉田兼好的《徒然草》 淺白

讀吉田兼好的《徒然草》

 

在吉田兼好的著作《徒然草》裏，有一段文字，時常為我念記。尤其是當自己心緒低落、或浮躁自疑的時候，每次想起這番話，總多少能讓人重拾回一點沉實的思感，好繼續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為無益之事而費時日者謂為愚人可，謂為謬人亦可。對於君國應為之事已多，其餘閒暇日無幾。人所不得不營求者，一食，二衣，三住居。人生大事不過此三者。不飢，不寒，不為風雨所侵，閒靜度日，即為安樂。但人皆不免有病，如為疾病所犯，其苦痛殊不易忍，故醫藥亦不可忽。三者之上，加藥成四。凡不能得此四事者為貧，四事無缺者為富，四事之外更有所營求者為貪。如四事節儉，無論何人當更無不足之慮也。」（周作人譯）

 

這裏尤應感謝知堂老人。好的譯文不是理所當然的。周氏文字的「澀味與簡單味」，是緣於他「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揉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燕知草跋〉），如是方能在文質的取捨之間，得着這種看似隨便的「俗語文」來。若讀者仍未覺出箇中的難得何在，則只需對照此段落的另一「版本」譯法，便自可了然：

 

「為無益之事徒耗時光，堪稱愚人，亦可謂僻違之人。為國為君，應為之事甚多，餘暇已無幾。想來人生必要操心之事，一食、二衣、三居所。人間大事，莫過此三者。不飢、不寒、不侵於風雨，嫻靜度日，便是至樂。但人皆難免患病，若疾病加身，苦痛難忍，故醫療不可忘。前三者及醫藥四項，缺則為貧，無缺則為富。於四項外別有所求，便成貪。若四事節儉，則無人感不足。」（王新禧譯）

 

同一段文字，王版看似清通，但實則味道盡去。足見譯者的文字功力，對作品最後出來的層次境界，是可以有着如何判然的影響；而讀者要遇上一個真正能感通原作的譯本，又是一件何等難能可貴的事。

 

16/3/2022

2020年2月19日攝於城門水塘

屠殺的「即興」與原諒：讀克里斯托弗．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的《納粹政策、猶太勞工、與德國的殺人者》

屠殺的「即興」與原諒
　　　　　　　　　——讀Christopher Browning《納粹政策、猶太勞工、與德國的殺人者》

重讀了Christopher Browning著作《Nazi policy, Jewish workers, German killers》的第一章〈From “Ethnic Cleansing” to Genocide to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1939–1941〉和第六章〈German Killers: Behavior and Motivation in the Light of New Evidence〉，一共五十幾頁。感受還是很複雜。記得當年因時間關係，這篇reading自己也沒讀太仔細，既在維基找到有關「intentionalist vs functionalist」的歷史辯論簡介，堂上的討論部分便藉此應付過去了（畢竟總有人連維基也懶得看）。但自此我亦對「functionalist」一派的觀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簡言之，納粹對猶太人施行的大屠殺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故這兩派史學家爭辯的重點，也不在於屠殺事件的真偽，而是在於如何解釋屠殺這種行為的發生。傳統「intentionalist」的解釋主要著眼於意識形態，以及強調由上而下的政治指示命令——即最終大屠殺的發生，乃是納粹黨的內部權力核心人物一直處心積慮謀劃部署的結果；二戰後期的「Final Solution」是他們（或更明確說，是希特拉一人）於多年前已一早想定了的計劃，故當納粹宣傳的那套反猶主義已為當時民間廣泛接受時，普遍的德國人便順理成章的成為希特拉的「willing executioner」（參Daniel Goldhagen書），自願按照上頭灌輸給他們的意識形態，來執行他們收到的「秘密指示」了。而「functionalist」的解釋，則顯然較有「彈性」和複雜，竊以為也更貼合於人性。如其字義所示，這是「功能性」（functional）的：殺人不一定是受意識形態驅使（ideologically driven）的行為，它也可以是一種純粹因應現實環境所需而作出的「臨時」調遣措置。換言之，最終屠殺的發生，其實是有着很重「即興」（improvised）成份的。而這種「即興」，也不一定是出自決策層，反而常常是來自低階的官僚。這些官僚一開始也未必是存心殺人，只是隨着環境惡化，例如糧食不足，運輸阻絕，疾病風行，或純粹是人口堆積過剩，令看守者無法管理和承受時，集體殲滅便不失為一個務實可取的「解難方案」了。是故有別於單純的被「洗腦」——在真實的執行中，殺人是因時制宜的；它是執生，是補位；亦是本能，是直覺，或說，是計算過後的直覺，或直覺過後計算得出的「彌補」。亦正因此理，當在今天「Nazi」這詞大抵已變成了一種網上常用的鬧人口頭禪時，Christopher Browning另一本有關大屠殺的著作書名，卻是叫作「Ordinary Men」——大家也是普通人，故其實誰也不能輕言自己能永遠自外於那段歷史中的「普通」的人性。

 

書的第一章細節繁多，不暇細贅。其主要是寫德軍在戰事和處理猶太問題上的挫折感（frustration）是怎樣慢慢build up，積累，臨界，乃至泄發等等；德國最初是想讓猶太人安置在波蘭的General Government的，後來發覺人太多裝不下，又想將他們運到馬達加斯加（p.15），卻又打不退英國。最終打算不顧一切，將他們統統趕向東方便算了，卻偏又碰上德俄戰線的膠著，不得已，便唯有想個「Final Solution」出來了。歷史過程固然是沉悶的，但當中自有人性存焉。

 

至於第六章，則是對實例的研究，以分析最終「屠殺前線」的執行者的精神面向、殺人動機和對猶取態。當中有各式各樣的人等，背景、動機不一而定，對殺人過程的牽涉程度亦不一樣（例如雖是少數，但亦有人選擇不參與，有人抗議，有人懷疑因內疚自殺；大多數人則是「被動、無感情地執行」（anonymous passive，p.152），當然，亦自有一定數量的積極反猶分子踴躍參與了）。特別值得留意的是Hans Lehmann 的案例（p.159），他是章節裏唯一的公開抗議（或投訴？）者，其悲劇的下場也確實令人扼腕（他反死於他所同情的猶太人之手，p.166）。而在162頁中任意開槍殺人者對其抗議的反駁證詞，「If he had not left his post, he could not have seen what happened; if he had seen what happened, then he had against orders left his post and thereby helped Jews to escape」，亦真令人想起聖女貞德被俘後的經典審判問題（「Do you know whether or not you are in God's grace?」，即係點答都死）。Browning在結尾這樣概括：

 

「A core of eager and committed officers and men, accompanied by an even larger block of men who complied with the policies of the regime more out of situ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rather the ideological factors, was sufficient. Unfortunately, the presence of a minority of men who sought not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gime's racial killing had no measurable effect whatsoever.」

 

反觀今日香港的「防疫」，時勢、程度或有異，唯究其人性本質，其實亦相去不遠。回思當年討論這篇reading時，教授在一開始便提到了「to understand is to pardon」這番話，而旁邊未看維基的同學不明所以；我想，這大概也只因當時尚欠一場客觀的災難，以致師生間單純的默契，究竟並未有昇華成一種或為他所期許的「歷史的理解與原諒」、這種素日罕逢的感知層次罷？
 
8/3/2022

Source：Christopher Browning, Nazi policy, Jewish workers, German killers, Ch.1 - From “Ethnic Cleansing” to Genocide to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1939–1941, Ch.6 - German Killers: Behavior and Motivation in the Light of New Evid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談上山剪髮

談上山剪髮
 
看人上大帽山飛髮（然後被罵無公德心），想起豐子愷也寫過一篇〈野外理髮處〉。原來野外剪髮曾是一件極為自然的事。文章結尾寫他最終在船上畫了一個剃頭擔（今日恐怕已是歷史文物了），船主夫婦看後無甚反應，大概是以為當時四下無甚風景可觀，他便惟有「焗住」畫這類單調東西了。豐子愷最後寫道：

 

「船主婦接著說：『先生，我們明天開到南潯去，那裡有許多花園，去描花園景致！』她這話使我想起船艙裡掛著一張照相：那照相裡所攝取的，是一株盤曲離奇的大樹，樹下的欄杆上靠著一個姿態閒雅而裝束楚楚的女子，好像一位貴婦人；但從相貌上可以辨明她是我們的船主婦。大概這就是她所愛好的花園景致，所以她把自己盛妝了加入在裡頭，拍這一張照來掛在船艙裡的。我很同情於她的一片苦心。這照片彷彿表示：她在物質生活上不幸而做了船娘，但在精神生活上十足地是一位貴婦人。世間頗有以為凡畫必須優美華麗的人；以為只有風、花、雪、月、朱欄、長廊、美人、名士是畫的題材的人。我們這船主婦可說是這種人的代表。我吃著豌豆和這船家夫婦倆談了些閒話，他們就回船梢去做夜飯。」

 

物質上的不幸，精神上的崇高（而且還是十足）。這番話何其香港。只不知道豐子愷若今天仍在世，看見人在山上飛髮居然也要戴着口罩，箇中「興味」，他又將如何用畫來呈現了。
 
14/2/2022

明白人

明白人　　文：江離
 
近讀汪曾祺的〈隨遇而安〉，心中頗感不是滋味。不只因為有見他事隔十多年，仍是得將當年受批鬥的事略，說得如此隱忍含蓄，意見又表達得如此委婉；更是因為即使是非曲直了明，但其行文間仍是處處不忘要替當年某些助紂為虐者的行為，予以一定程度的迴護和諒解：
 

「開了多次會，批判的同志實在沒有多少可說的了。那兩位批判『仇恨．輕蔑．自豪』和『綠色的呼吸」的同志當然也知道這樣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綠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詩人，他當然知道詩是不能這樣引申解釋的。他們也是沒話找話說，不得已。我因此覺得開批判會對被批判者是過關，對批判者也是過關。他們也並不好受。因此，我當時就對他們沒有怨恨，甚至還有點同情。我們以前是朋友，以後的關係也不錯。」

 
朋友？這裏透露的恐不儘是一種「大方」而已。《論語》說「友直、友諒、友多聞」，少時不求甚解，以為「諒」是指體諒，殊不知其原意是作誠實解。他人誠實未必可知，但自己的誠實總是可掌握的。尤其是經過了那廿多年，當驚覺一些曾經認識的朋友，原來也是可以有如此自己不認識的一面時，那就更不可輕然否定了。我就此也只想起盧梭的話：
 

「We no longer dare seem what we really are, but lie under a perpetual restraint; in the meantime the herd of men, which we call society, all act under the same circumstances exactly alike, unless very particular and powerful motives prevent them. Thus we never know with whom we have to deal; and even to know our friends we must wait for some critical and pressing occasion; that is, till it is too late; for it is on those very occasions that such knowledge is of use to us.」(A Discourse on the Moral Effect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translated by G. D. H. Cole)

 
時窮節乃現，患難見真情，這種「知識」（knowledge）的份量不可謂不重。但同樣，當目見着一個時代裏的人的那種集體道德上的缺席時，面對此一「知識」，人又是否可坦然地裝作懵無所知呢？正如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 在《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一書中提到：
 

「我們難道不該嘗試終結人對人的剝削嗎？……但如今我們準備回顧那熱血與思想正確的青年時期，就像德國年輕人注目並且追問他們老邁的雙親：『我們過去聽從什麼樣的犯罪指令？』『難道我們能說自己毫不知情？』」（余曉嵐等譯）

 
上世紀的反右和文革，固是以爭權為肇端，但究其本質，其實都是為了折辱士風、殘虐尊嚴，以鏟削消磨人性中的良善，並離析人際間本存的同情和惻隱而策動。而就其客觀效果而言，也不得不說是極為成功的了，皆因自此「先例」以後，凡所謂「持異議者」，便不再只是與「上」作對，而更是與「民」為敵了。故當碰着政權這一如是堅強的「後盾」時，明理者如汪曾祺，也只能儘量「想開些」以自寬。文中稍露當時「受屈」後人的真實反應的，是引述金聖歎的這一段：
 

「我當時的心情是很複雜的。我在那篇寫右派的小說裡寫道：『……她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裡，見到愛人說，『定成右派了』，臉上就是帶著這種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笑。我想起金聖嘆……金聖嘆給兒子的信中說：『字諭大兒知悉，花生米與豆腐乾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說這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臨刑之前，怎能開這種玩笑？現在，我相信這是真實的。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沈痛的滑稽感，魯迅說金聖嘆『化屠夫的兇殘為一笑』，魯迅沒有被殺過頭，也沒有當過右派，他沒有這種體驗。」（據金清美《豁意軒錄聞》載：棄市之日（金聖嘆）作家信，托獄卒寄妻子……獄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謗語，啟緘視之，上書曰：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沒有這種體驗」。自二零二零年起，每當思及一些稍早離世的親友，有時心中都會不期然泛過這句話，未必是代其慶幸，但也隱隱覺得，他們至少是帶着一種完好的價值觀和人世印象而離去，故也或不盡是件可哀的事。但下一代的人呢？他們的價值觀和「人世印象」又會是怎樣的一回事？重點是，若以文革為例，所謂「下一代」實不等同是汪曾祺的那一代；當汪曾祺那代人受批判時，其「下一代」多還年少，當中或有些曾參與過「造反」，或有些只是旁觀，更有些可能是根本不大了解時局狀況的；設若我們是汪曾祺的那代人，我們又如何能清楚自己的下一代到底「體驗」到了甚麼？同代人則不同，不論是受批判或批判人的，多少對彼此也會有點理解，如在上文述及的一段，汪曾祺其實也沒說那些人如今還是朋友，只用了「關係不錯」四字。而當文革過後，汪曾祺去感謝那些老同志對其「平反」所作的努力時，後者即答道：「別說這些了吧！二十年了！」同代人可以有此會心，但下一代呢？這裏所說或是掛一漏萬，但改革開放以後，在年青一代的作者中我最先讀到的，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的二元對舉、是「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的集體肯定。書讀得不多，但印象裏，在芸芸年青「名家」的作品中，能像史鐵生那樣痛剖自身過去人性中的那不堪回首的卑怯的一面，並對此深表痛悔羞慚的，似乎真的沒有多少人。錢鍾書在《幹校六記》小引中寫：「慚愧是該被淘汰而不是該被培養的感情」，誠屬知言。
 
我們又看汪曾祺是如何收結其文章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都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的工作的動力，一是要實證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得做一點事。二是對生我養我的故國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復對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復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汪老身在大陸，一些良心話說得最盡也恐怕只能是這樣。但我們當須記得，在文革時期，即使是親若父母手足，尚不敢輕言善良；那又何以當人一牽搭上「知識」二字後，便彷彿可以忽然善良起來了？而歷經官方所謂「十年浩劫」後，到頭來反思的結果，還是不得不嘆自己玻璃心（「人的心，是脆的」），「沒有辦法」。連寄語也要下得如此委屈，可見他也自知自己厠身之民族是何等不易諒解。而更重要是，上一代的心也許有璺，但下一代卻不見得一定有，尤其是在近年吹奏得沸沸揚揚的所謂「民族復興」底氛圍下，文革反右，恐怕也只會被感知為一種對集體苦難的克服罷了。傷痕不能免於點綴，鮮血更可謂是灑得其所。甚或可以這樣說：因為暴政，人們對彼此互相增益了理解，理解到後來，甚至也已不肯定當下處境，是否真的可以成其為一種「外在」的所謂暴政了。故汪曾祺在結尾的那句輕謂：
 

「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於我看也實不妨改為：
 

「為人者，可不慎乎。」

 
文章寫於1991年。他因何偏在這時有此「寄語」，相信稍知歷史者也不會不明白。而「明白」，也許是比「理解」要多幾分誠懇味道的；畢竟在今時今日，若彼此間還能勉強稱上一聲「朋友」，大抵也只是因為大家同是「明白人」而已。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後記：原來才過了兩年。有時也想，當年寫下這些東西，到底有甚麼價值。但轉念又想，自二零年以後，像這樣的一點「東西」，在別的香港人筆下，我至今似乎仍不太感覺有讀到過。那麼在耐心等候同時，至少還有自己的「東西」可以偶然拿出來看看。這大概也是好的。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