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悲情城市》的層層嘲弄 陳雲

《悲情城市》的層層嘲弄　　陳雲

從《風櫃來的人》、《童年往事》、《戀戀風塵》、《尼羅河女兒》以至榮獲威尼斯影展大獎的《悲情城市》，我看到侯孝賢的電影藝術愈來愈縝密，但始終不改他淡淡的、不經意的肌理的自然主義技巧。侯孝賢遠鏡的攝影，着重背景聲音的錄音和刻意擬真的情節，配上一個沉重卻又無所指謂的片名——《悲情城市》而不是《悲慘城市》，深沉地道出生命的重複冗長而無意義，片中種種嘲弄，恰好就像我坐在影院內兩個半小時一般地令人無所適從。

劇本是史詩格局，精神卻是反史詩的、或史詩的諧仿的——人在困境中的忍耐與掙扎，一切都復歸於無意義。影片開始時日皇宣布投降，林家老大林文雄生下小孩，影片結束時國民黨宣布撤出大陸，吳寬美也是孤守着一個小孩。台灣日治時期結束，林阿祿（父親）的藝妓館重開。老二被日本徵去菲律賓當軍醫失蹤。老三林文良被日本徵去上海當通譯，日本投降後被當作漢奸通緝，逃奔返台，險成痴狂，康復後企圖發達，便與上海匪幫串通，走私貨品往返上海，後來上海幫為了侵吞其利益，用檢肅戰犯漢奸條例，誣陷下獄，出獄後變成瘋人。老四林文清天資聰穎，可惜八歲時跌傷而耳聾，經營照相館，與知識青年吳寬榮同住，時與一批憂國傷時的知識份子來往，傾心社會主義。文清與寬榮的護士妹妹吳寬美相識，彼此用紙筆交談，漸生情愫。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國民黨駐台的陳儀政府貪贓枉法，台灣民眾發動革命，國民黨自大陸調兵聯同陳儀的匪幫份子血腥鎮壓民運（「二二八事件」）。文清與朋友下獄，文清獲釋，朋友被處死，寬榮逃入深山長期抵抗，不允文清加入民主運動組織，反而囑其照顧妹妹。此時老大文雄與上海幫算帳被槍殺，文清辦了喪禮後便與寬美結婚，生下一子後即被國民黨逮捕。

戲裏洋溢生命的悲情和迷惘，林家所有曾作出掙扎的人，不論正途還是邪途的掙扎，統統在外來強權的陰影下歸於毀滅。環境，不論是大自然和社會民眾，對人的生命的磨損漠不關心。在血腥鎮壓的時候，八斗子一樣是霧掩群山，詩意盎然；黑幫拼搏之時，勞工一樣地在抹地板，習以為常。一切人世的是是非非，都變得沒有意義，要活着就得如吳寬美（文清妻）的一貫中國婦女的面容。分不出是喜是哀，是愁是樂；就如八斗子的山頭可以無動於衷地忍受電線桿與薄霧的共同存在，就如台灣人無可奈何地接受荷蘭、西班牙、日本以至國民黨的殖民統治——只有忍耐，沒有意義。

老大要叱咤黑幫，老三要走私販毒，老四要支援民運，他們用不同的方法和思想與強勢對抗，但結果都是一樣的被毀掉。反而從來不作掙扎的人：老朽的林阿祿（收山的幫會龍頭）、婦女、小孩、妓女、賭徒，都可在時局動盪中安然無恙。新的時代來臨了，但卻並不歡迎有新才能和新思想的人加入，反而頭腦守舊的人卻能生存。這就是中國社會的寫照：汰強留弱，強的死去，弱的生存。若以《悲情城市》與契訶夫的《櫻桃園》比較，便覺中國社會的悲情。《櫻桃園》的一切舊人物舊思想都遭淘汰，新事物新人物主掌新時代。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中國人往往對歷史採取敷衍的態度，好作士大夫之假寬懷、假豁達。國民黨殘虐台灣人之血未乾，他們便向外界推展什麼「台灣經驗」了。《悲情城市》令人們重新體認過去，重新體認生命的深沉的悲情，重新將本該記住的都記住。

片子以侯氏一貫的自然主義風格，《風櫃來的人》就用頗長的時間，以焦點無限遠的鏡頭拍攝海灣，現場錄音毫不吝嗇地收入所有聲音，不管是有意義的或無意義的。《戀戀風塵》在主角悲戚的時候也能忍住手，不作無謂的近鏡特寫，儘管這些有時流於粗糙，但我卻一一忍耐着，因為我知道侯氏忠於電影、忠於自己。相反，我對謝晉或張藝謀的完美性——完美的商業主義／投機主義卻按耐不住。

悲者，異體同悲，憫一切眾生苦。正因一切都無所謂意義，才堪足悲。國民黨政府由土匪組成，受他們欺壓的林家也是幫會世家，無人真善，無人真惡_{（按：亦真善時皆真善，真惡時皆真惡）}。影片只是對一切寄予同情，照單全收。片中有各種語言，日本話、北方話、蘇州話、閩南話，有雅談也有穢語；國民政府在台灣開張，林阿祿的「小上海」藝妓館也開張。國民黨士兵殺人有理，幫會一樣殺人有理，不過國民黨士兵是計算精確的謀殺，幫會的仇殺多是因雙方懾懦地打，打出真火後才動殺機的。懾懦而跡近滑稽的廝殺場面在侯氏的前幾部片都可見到，不過這次與正規軍的謀殺場面並存，嘲諷效果更大。

片中經常打悶雷，只有雷聲，沒有大雨；片中人物常作掙扎和犧牲，但世局始終不改，就像清末以來的中國近代史一樣，歷經戰爭血洗，但頑劣愚昧如故。人的生命在宇宙中只不過是不斷重複的生死榮枯而已，大地對近代中國從來未動過真情。要憐憫，就只有我們自己憐憫自己。

八斗子漁港的人生幾度滄桑，但山上白芒依舊照開，依舊迎風而舞。「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片子裏一切中國的傳統都是無力和朽敗的，但對日本的傳統卻有哀榮的禮讚。日本撤出台灣後，吳寬榮日本友人（戰死）之妹靜子姑娘將竹劍及和服贈與寬榮和寬美，靜子還將兄長的日本和歌之宣紙書法贈給寬榮，一同懷緬明治維新時少女在櫻花盛放時跳崖自殉的豪情，在燦爛中死去的人生。台灣人懷緬日本人，是因為日皇一向將殖民地人民看作日本帝國的子民對待，有義務也有權利，台灣人要服兵役，但也可得到戰時配給。不像國民黨，人民有義務卻無權利。為外國奴則有尊嚴，為本國民則為螻蟻，這可說是近代中國社會之可笑處。

影片裏絕少提及什麼儒家大義或歷史典故，反而我們見到瘋狂後的老三（林文良）老愛偷吃神枱祭品，小孩見了只是又叫又笑，家長林阿祿見了，也只無可奈何地哀求：「拜了神才吃吧！」近代中國禮法之貧弱可見。文清辦喪事後又辦婚禮；婚禮裏面，侯氏將三跪九叩用無音樂伴着的對白表現其重複而無意義：

「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起；四叩首、五叩首、六叩首，起；七叩首、八叩首、九叩首……」

重複的叩首，重複的仇殺，重複的生子，重複的抗暴平亂。本片在探討人生方面，其廣度勝於大島渚的《儀式》。

政治在片子裏的處理也是全方位的，有作家、教師、記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的論政，也有平民百姓的家常：日本旗比國民政府的旗好掛，紅點在中間，怎掛都可以，國民政府的旗卻要分清上下，掛錯就倒楣，被官長責罵。

語言是人類自以為可產生意義的主要手段，《悲情城市》也對之嘲弄。最聰明的兒子文清（老四）是個聾子，口不能言，只能筆談。影片將文清的語言用端正無情的宋楷打出字幕，文清礙於筆談，只能用含蓄的文言中文表達他激動的內心感情，親密的寬美和文清只賴淡遠的文言中文交談，可謂阻隔。片內唯一的手寫文字是日本人的和歌書法和文清從獄中替同志挾帶出來的血遺書，對友人的孩子展示：「要尊嚴地活下去，父親無罪。」文清也曾開口說話，那是向林儀（陳儀？）的特務表露身份時勉強講的：「我是台灣人！」但特務不信他，反而用日本話加以盤問。

片中能夠發出的語言都是聒耳的和言不及義的，婦女的賭咒聲，市場叫賣聲，陳儀的平亂演辭和其他「幹你的娘」的話。

羅朗·巴特說，儀式就是沒有所指（signified）的能指（signifier），沒有意義的一串符號。任何賦予意義的行為都復歸灰飛煙滅，白白流損，無跡可尋。

藝術家面對人生的儀式，無從反抗，充其量只能予以記錄，牢牢記住，以我們深深的記憶對抗無意義的重複。片末，林文清知道行將被捕，一家盛裝，自己替自己照了一張全家福——

立此存照。


摘自陳雲書評集《讀破萬卷書》頁254-259，初刊《電影雙周刊》1990年1月11日。

轉載：用散文來探索自己－－《蒙田隨筆》 陳雲

用散文來探索自己－－《蒙田隨筆》　　陳雲

寫了二十多年雜文和評論，不得不承認，我的文體學，主要師承自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文體學有文筆和文風兩部分，文筆易學，文風難求。文體是需要師承的，師父親授最好，不能的話，認定幾個文體學大師，反覆閱讀和模仿也可。白話中文的文筆，由近到遠，梁實秋、周作人、張岱、紀曉嵐、馮夢龍等都可以學，但是探討哲理的態度和方法，用文字坦誠探索自身和漫談思想，此等文風並非中國所長，只能向外尋求。《蒙田隨筆》（Essais）是我在大學初年無意中發現的，中學時期老師講過，但沒找來細讀。大學時期，法文、英文和中文本都讀過，台灣商務印書館的《蒙田隨筆全集》的三卷中譯本（潘麗珍等譯）通順，偶有佳譯。

正直的貴族人格

蒙田散文延續歐洲中世紀後期的「懺悔錄」傳統，總結希臘羅馬的智慧，開出文藝復興人的自省風格，佛洛伊德、利維史陀、傅柯，很多當代思想家都親說受到蒙田的啟發。蒙田是貴族出身，曾獲選波爾多市長，其文品透出歐洲貴族的正直、勇毅與尊嚴。若與中國六朝的《世說新語》並讀，便可知中外世族與士宦的人格修養，並無二致。近代日本文士將兩書並列，視為「正直人的枕中書」。欲以讀書變化氣質，當可取此二書，與古人神交。現任日本首相菅直人，直人之名，就是正直之人。正直是《書經》「洪範」篇的三種德性之首，正直、剛克、柔克，謂之三德。（「克」是能夠、達到的意思，如克期完成、克勤克儉。）蒙田的散文，每篇獨立，如「論憂傷」、「論預言」、「論想像力」，貌似哲學散文，卻是親近易解，有些文章類似命題，如「按自己的能力來判斷失誤的正誤是愚蠢的」。每篇都是簡單的歐洲知識史或觀念史，通常結合史事、聖賢話語、希臘與羅馬的格言及親身經歷，讀者可隨蒙田的文章而以常理思考問題，享受他講故事的說理方法，即使最後得到的是「我何所知？」（Que sais-je？）的自白。所謂以「平常心」處事，不是香港高官應付傳媒責難時的口頭禪，而是需要幽默的品性和堅強的心靈始可為之。

十六世紀的新紀元思想

舉兩篇為例。「論想像力」是講心理意念如何影響身體健康，蒙田親述有些人一見到藥，病就好了，有些男人因驚恐初夜而陽痿。他以平常心解說陽痿的成因：「每個器官都有各自的慾望，器官的蘇醒和沉睡不用我們批准，而受我們慾望的控制」……「難道只有肌肉和血管才會無視我們的意願和思想，自行其事地鼓起和收縮嗎？」他勸告新婚者：「與其第一次就遭拒絕而驚異和絕望以致終生痛苦，不如不得體地擁抱充滿激情和興奮的婚床，等待更多親密更少不安的機會再行事」。蒙田在十六世紀，便講出心理分析、新紀元運動和金賽博士的性治療的話來。他曾為了救治伯爵老友的陽痿，違反了他正直的本性，做了個實驗，用他的衣袍和天使金章，設計稀奇古怪的儀式，令老友重振雄風，得償所願。

人類學思想的萌芽

蒙田在「論食人部落」一文，由阿里士多德的阿特蘭提斯（Atlantis）大洲講起原始人類不私不貪的美德，記述他在魯昂（Rouen）透過翻譯與巴西Tupinamba土著的談話。土著是為榮譽和責任而當上領袖的，並不是為了領土或權力。他們各拿木矛，赤身露體作戰，只因豪勇尚武，只要對方部族的戰士認輸，便停止進攻，也不搶奪財物。他們會善待戰俘，但會將戰俘擊殺然後分食，之前他們容許戰俘自由行動，還會嘲笑他們，逼迫他們認輸或偷走，弱者自可遁逃，只有勇者才願意留下受死。土著討厭葡萄牙人濫殺戰俘的做法，認為是傷風敗俗。土著無疑是殘忍，但總不及歐洲人將異端教徒燒死之瘋狂。蒙田親身詢問的方法及文化相對主義，是後來人類學思想的基礎。

兩位巴西土著甚至非常不屑他們在法國看見的貧富懸殊現象，質問「那些窮人怎麼能忍受這樣的不平，怎麼不把那些富人掐死或放火燒了他們的家」？ 浪漫時代的「高貴的野人」（le bon sauvage）觀念，於此誕生。

所謂「禮失求諸野」，蒙田認為土著顯示希臘羅馬時代歐洲戰士的榮譽心（l’honneur）。攻打城堡的將領如果遇到孤軍作戰的勇士，或者毅然承擔夫家命運的貴婦，也會放對方一馬而退兵，絲毫不取。識英雄重英雄，遇到敵方的勇士負隅頑抗，假如將領不收手，部下便會露出不屑的眼神，甚至叛變。

蒙田說的，是在國族（le nation）出現之前的景象。國族出現之後，貴族式的榮譽心消亡了，兵士的獨立性不見了，真正的奴役開始了。

原刊明報8/8/2010

摘自陳雲書評集《讀破萬卷書》，頁111-115。

轉載：開卷看世界－回憶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 陳雲

開卷看世界﹕回憶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　陳雲

有一些學問和見地，必須虛心向西方尋求，特別是對現代的反省。沈括的《夢溪筆談》，徐霞客的遊記，都無文化反省。宋朝明朝的人，還未感受到時代的斷裂感，即使見到殊方異物，有珍惜之心，卻不會有孤絕、痛心或負疚的感覺。

文明人的負疚感

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去年以百歲高壽，靜別人世，他留下的結構人類學方法，如二元對立、異時性與並時性、深層結構之類，已是人文學科的常識。這種萬法歸宗式的治學方法，在自己身上完成某個學科的總體學問的方法，是在今日講求多元喧鬧以增加職位的學界所不能容忍的了。

學問之外，更值得懷念和繼承的，是他以平等不二之心，看待各地文化，以及歐洲文明人的深思和負疚。

我的進步，是你的退步為代價；我的富裕，以你的貧窮為代價。這是無可辯駁的真相。然而，假若進步的人，富裕的人，不具備這負疚感，承認自己的原罪，窮人只有付諸犧牲性命的暴力。十幾年前，我旅居德國時期，戲院上演一套講述非洲人千里徒步到歐洲抗議剝削的電影，廣告版上的宣傳標語，是「I am poor because you are rich」（我貧窮，因你富裕）。城鎮的人，默默在標語下走過，誰也不敢露出抗辯或不屑的眼神。認罪與寬仁，是文明教養。「仇富啊！」，「民粹啊！」這些話，只在香港有人敢講，竟也有很多人肯聽。當窮人走投無路，向你訴說﹕我貧窮，因你富裕。你低頭都來不及。

以為是新穎，其實是過時

李維史陀在一九三五年在馬賽上船，到巴西的聖保羅出任大學的社會學教席，從此展開人類學研究和民族誌寫作的生涯。《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是他的隨筆。第二章說，「我們偉大的西方文明，創造了我們今日享受的一切珍寶，然而同時也以相應的弊病為代價。」「我們環繞世界旅行的時候，第一件看到的是，我們的污穢，投擲到人類的面上。」為了生產群眾文明，歐洲將單一作物（monoculture）的方法廣傳世界。於是，巴黎可以優雅地衰老，聖保羅卻是恆久新穎，而且一開始現代化，便是過時（out-fashioned）。過時，是所謂發展中國家模仿西方的結果。在香港，在改革後的中國大陸，無一現代之物，即使用錢買來的科技和材料比歐美還先進，都是過時。這些後進社會的高傲愚蠢的統治階層，缺乏現代人的反省和克制。這是我十幾年前撰寫保育文章的心法，來自李維史陀。在香港聽見八達通卡過機的高聲調的嘟的一聲那種管理人不屑掩飾的科技控制慾望，便知道此地的愚昧。系統再精密，也不是現代，而是過時。

文化之命，懸於一線。三十年代的阿瑪遜森林，當地一些語言只有三十多人使用，族人一死去，維繫幾千年的文化就沒有了。這些族人生活困苦，一日只吃些野果、山溪石底的蟲、幾隻鳥，西方人的一頓飯，是他們一日的食糧。儘管如此，他們日子快樂，晚上烤火煮食，夜涼了，就在篝火之旁，赤身擁抱而睡，享受野地的餘溫。森林密集，方向莫辨，族人能夠用肉眼在白天看見天上的星辰，用以定位。族人的首領即使有些是世襲，但必須是慷慨之士，「權力來自民眾認同，首領是以慷慨之心來衡量的」。一五六〇年，蒙田在筆記寫過，航海家帶來三名巴西族人來到法國的Rouen市。蒙田問，做首領的，有何特權。當中一名族人正是首領，他回答﹕「作戰之時，走在最前。」四百年後，李維史陀到了巴西，證實了所言非虛。

尊貴野人與水泥地面

回歐洲的路上，路過印度考察，當年的等級社會依然嚴密。種姓制度，人分五級，外人以為不公義，他卻看出職業保障來。這社會的窮人都很快樂。他住在貴族家中，發現出門之前，他是無法拒絕僕人的服侍的。他們的手和毛巾並不乾淨。貴族必須特定請某家族去掃地、剃頭和掏糞之類。貴族沒有僱用其他人的自由，也不能拒絕服務。不只窮人無自由，連有錢人都無自由。賤民出生便是奴僕，但世襲的貴族也無法解僱奴僕。這是奴僕制度可以維繫下去的原因。李維史陀參觀印度的監獄，地板、床、飯桌、廁坑，一切盡可能都是水泥造的，用大水喉沖洗。他的評語是﹕人簡化為一條消化管道，這是現代管理。看了香港各處空地和公園不斷增生的水泥地面，這評語正合時。

新石器時代最有創造力

末二的一章，他說人類最有創意的時代是新石器時代，所有生存需要的技術都發明了。後來的文字，卻是不必要的發明。當然，新石器時代沒什麼醫學知識，但疫病淘洗了人口，維持生態平衡。有了醫藥和衛生知識，人類可以大量繁衍，但死亡卻以更為殘忍的方法轉移了，例如飢荒和滅族戰爭。或者如今日的現象，只有少數人活得像個人，其餘活得像機器。「人」口沒有增長。掃平窮人的差異，令窮人變成物件，以品質交換數量（exchanging quality for quantity），就是現代文明。現代的官方教育，就是要令窮人變成識字文盲，維持社會的識字率低於百分之五，猶如中世紀。這些體會，我都要感激李維史陀這本書，在二十五年前讀的。

我讀的是英文版。在大學副修法文，但幾年之後，技窮了。我的法文腔調如巴黎人，但法文句法之精妙，筆走龍蛇，是我無法掌握的。領教過了，這也是我寫文章不敢多用虛詞造長句的原因。

原刊明報20/6/2010

摘自陳雲書評集《讀破萬卷書》，頁116-120。

轉載：傅柯《詞與物》之借題發揮 陳雲

傅柯《詞與物》之借題發揮　陳雲
 
一九八六年入中文大學研究院，傅柯的書買了一套，讀了十幾年。在德國修讀民俗學期間，大概是一九九三年，安德里亞斯．哈德曼老師竟然開了一個課程，研習傅柯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一個星期讀一章，用的是德文譯本，遇有疑難，也參照法文原本（一九六六）。德文本的書名用的是傅柯的原本書名，叫Die Ordnung der Dinge（《事物的秩序》）。我在書裏有很多筆記，寫這個書評的時候，本來想找書來看，然而遍尋不獲，也許離開德國的時候，贈送予友人Franz，他也於二〇〇八年初病歿。
 
傅柯寫的是知識史，知識的元素，所謂認識元（épistémè）如何構造出來，成為一時的規範，然後忽然遭受拋棄，來了另一規範。知識並非演進，而是斷裂的，時代之間有很多斷層和重疊。例如現代的知識關注人的自身，人成為心理學、社會學等研究對象，人成為一個科目。書名的副題，人文科學之考古，便是追溯人文科學（特別是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知識起源。由於知識生產網絡與官僚控制網絡互為表裏，彼此刺激對方衍生，人成了研究對象並非好事。這是傅柯知識權力共生論。現代知識的生產、實踐和報廢，都掌握在專家手上，凡人變得無權無力，傳統的風俗信仰和社群知識拋棄了，凡人失去了詮釋事物的自主權。
 
名物考　寫鄉村風物
 
懷緬舊風物，也是追溯舊名詞，古人謂之「名物考」，我從字面意義借用傅柯的《詞與物》，十幾年前開始寫鄉村風物懷舊和語文懷舊，記載鄉土風俗和舊式中文，然後追溯歷史變化，思考何時改換名詞，也改換世界觀。例如種蓮藕和稜角的「水田」，荒廢之後，變成後來純作保育水鳥用的「濕地」*，例如官府的「手續」變成政府的「程序」。本來是簡單的語言考據，也寫了十幾年，源源不絕。
 
傅柯書的第一章引述的歐洲始源醫學，令我察覺中國傳統醫學的特性，印證了我去德之前寫的小書《術數批判》（一九八九）的看法。O. Crollius（1624）整理出十六種聯想模式（近感、遙感、類感、同感……），比起中國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其複雜之處，有過之而無不及。醫藥方面，中世紀的歐洲人一樣用同類相求、以形醫形的思考（similia similibus curantus）。比如說，核桃像人的腦殼，因此推論可以治頭疼，還說桃殼治頭骨的疼，桃仁治腦內的疼；紅色的昆蟲可以治血病；烏頭的種子像人眼，因此可以治眼疾。此等胡亂比附的藥方，無有療效。中世紀的德國醫生用的「放血療法」，將人體十二器官的疾病與黃道十二星宮配合，再以十二個月的節氣來指導施針放血，可謂「天人合一」的極致，不過也不見得有療效。然而，同樣也好像是聯想比附的中國針灸術和中醫藥學，到了今天依然有效，經得起現代醫學的考驗。
 
與歐洲的始源醫學對照之後，便理解中國醫學是以科學實證知識為基本，事後運用陰陽五行等玄學系統來組織其實證知識，以便執業者記憶和運用。現代人只看了中醫的玄學表述系統，容易誤解中醫是聯想比附，與巫術一樣。這些讀書偶得，只是與做中醫師的朋友講了，也在報紙上用雜文寫了，並無做什麼學術考究。
 
不是我懶惰，而是我深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後，學術停滯不前，毋須做什麼學術研究了。除了懷緬一下舊詞舊物，除了做愛，無事可做。
 
孔恩（Thomas Kuhn）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用範式轉變（paradigm shift）的理論解釋物理學的演變史，說明自然科學（物理學）理論模式的演化如潮流一樣，並無真理，阿里士多德的力學並非不如牛頓的，只是不合潮流。傅柯在一九六六年以認識元的突變來解釋人文科學的潮流變革。兩書各自獨立，卻一併拆破了科學的真理聲稱（claim to truth），預兆人類學術之終結。天地毀爛，人心腐敗。一九七一年，美元脫離金本位制度，啟動金融資本主義。
 
二〇〇七年我離開官場，二〇〇九年，入了嶺南大學教書，其中一個任務是生產學術論文。我沒有想起傅柯，連他的書也無跡可尋。
 
原刊明報19/9/2010

摘自陳雲書評集《讀破萬卷書》，頁121-124。

*錄者按：黃瀚嶢《沒口之河》：「但真正的『知本溼地』，我得動用一個龐大的敘事來論證其存在……要在法規上『成為溼地』，一開始就面臨各方挑戰。對於縣政府而言，這裡的積水，只是個灌排系統的意外。宣稱這是『溼地』，彷彿已足以表達某種反開發的立場，某種人類中心主義下的虛無，意味著失去了其他發展可能——其實不只行政機關，就連在地部落，也對《溼地保育法》懷有戒心……『溼地』兩字，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都是過度的修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