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 劉紹銘

〈我記得〉　劉紹銘

台灣報紙副刊編輯朋友，不時越洋約稿，盛意拳拳，使我這個老「香港僑生」，感到絲絲暖意。人家如果不認為在台灣還有讀者記掛你，怎會請你寫稿？

照理說，盛情如此，不合推搪，一口答應就是。但你這麼想，真是有所不知了。不錯，副刊內容，包羅萬有，編輯又與人為善，給你自由題作自由談，還有甚麼話說？

自由談，的確可以隨心所欲。但如果你要台灣讀者看得下去，不把你的文字看做「外星人」來稿，起碼得對台灣當前的 ethos 有個粗淺的了解。

Ethos 這個字沒有乾淨利落的中譯。精神面貌、價值取向、思想信仰、民族氣質。你說吧，這都對，但都以偏概全。為了行文方便，暫以「時代脈搏」作代名詞吧。一個賣文的人，移居外地，到了一段時間，如果他想在當地繼續賣文的話，應該天天讀報、看電視、聽新聞、與當地人士多往還，為的就是要跟上時代脈搏。

就拿我自己說吧。五十年代我在台大就讀期間，窮學生，買不起報紙，但清晨起來吃過早餐，若無課，例必跑到校園大門前的報告欄看當天的報紙。國際新聞、地方消息和副刊文字，讀得細心，幾乎可說一字不漏。

報紙新聞，當然不可盡信。我對五十年代台灣的認識，套用金庸的一句話，是靠「聞、見、思」積聚得來。那時公車的票價是新台幣二元。淡水河夏夜可以泡茶乘涼觀月。聽說還有蒙古烤肉。聽說葉公超經常在那裡招待外賓。為甚麼只是「聽說」？因為那種地方，窮學生哪高攀得起？

對了，五十年代台灣有一個地方官叫林番王的。好別致一個名字。

正因為我對五十年代的台灣風土人情不陌生，大二開始就試著往台灣各報副刊「賣文」。別的清貧同學靠家教度日。我大學三年賴稿費維生。

在我認識的行將老去的「旅美作家」中，以張系國最能抓住台灣的時代脈搏。他台灣跑得勤，本身又是資訊專家，「電」眼通天，處處佔盡便宜。二十多年前他發表小說《棋王》，序幕拉開就看到有人大熱天在台北街頭截的士。車停下來，打開門，他發覺沒有冷風，搖頭拒搭，站到路邊再舉手截車。

七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市民對生活的要求，不再以符合基本需要為滿足。衣食住行，品味力求「優質」。能夠花得起錢去坐的士，當然不會湊合湊合地鑽進一部沒空調的「老牛破車」。

張系國人在北美，發表以台灣為背景的文字，沒有出現「時代錯置」的謬誤，因為他的思路追得上台灣社會發展的節奏。他曾以「一片冰心在玉壺」比擬自己對台灣的情感，證諸文字，此非誑言。

人不在台灣，為台灣的報刊寫稿，怕的就是會犯上時代錯置的笑話。好些年前我到台北開會，高信疆來看我，問我想到甚麼館子吃晚飯。我隨口說，中山北路的「老地方」吧。這家鬧中取靜、家廚式的小館子，幽雅得很。記得七十年代中〔不記得是哪一年了），我應邀返台當文學獎評審，信疆帶了我到好些地方去吃飯，我最喜歡的，就是老地方。事隔十多年，在老地方重會故人，再適合不過了，我這麼想。

結果呢，想你也知道，「老地方」早關門了。我還記得信疆帶我去過另外一家館子，叫「舊情綿綿」。館子是甚麼一個樣子，我們吃過甚麼，不復記憶，但名字一直忘不了。開這爿店的老闆，準是個有情有義的人，我記得跟信疆這麼說過。

誰料，老地方不再，舊情亦不再綿綿。

失落、惆悵了好一陣子後，驟然驚覺：自己所認識的台灣社會，就像「老地方」一樣，已日月換了新天。但台灣畢竟是我的老地方，任風吹雨打，舊情總綿綿。另一位「老僑生」董橋，在〈惦念舊時台灣〉一文，有這麼情深款款的一段：「那年月島上物質貧瘠，人情盈滿，城裡城外舉目都是反共標語和憲兵軍隊，可是，街角賣麵的老闆和過路的小學老師一樣講究禮數。台北有點破舊，台南簡直荒涼；台中顯得蒼老，高雄只有愛河教人牽掛。」

儘管如此，或者，更正確地說，正因如此，在香港聽到台灣的「風聲和鶴唳，總是不能忘情」，因為「老僑生」在台灣唸過幾年書，一草一木都對他有情。

摸不清今天台灣 ethos 的人，要落墨台灣，大概只能懷舊。董橋惦念的是六十年代的台灣。在他記憶中，台南成功大學「附近冰店裡的小妹不是唐寶雲就是張美瑤」。他們那夥學生哥，「深夜溜出去吃宵夜灌烏梅酒，晃回校園沒來得及爬進宿舍已經同聲大吐，隔天起床頭痛欲裂還忘不了公共汽車上那張俏得要死的臉」。

我也記得，記得五十年代的台北風光。記得台大附近新生南路那一帶的冰果店。可是我看到的那張張俏臉，不是夷光就是穆虹。或者是張仲文。

你看，連唐寶雲和張美瑤你都說印象模糊，更不用說夷光、穆虹和張仲文了。她們像上古史人物，對不對？

我記得，台大進門右拐就是傅園。這塊老地方，這塊老地方呵。

原刊《香港文學》第208期，第62-63頁，2002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