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殺的「即興」與原諒：讀克里斯托弗．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的《納粹政策、猶太勞工、與德國的殺人者》

屠殺的「即興」與原諒
　　　　　　　　　——讀Christopher Browning《納粹政策、猶太勞工、與德國的殺人者》

重讀了Christopher Browning著作《Nazi policy, Jewish workers, German killers》的第一章〈From “Ethnic Cleansing” to Genocide to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1939–1941〉和第六章〈German Killers: Behavior and Motivation in the Light of New Evidence〉，一共五十幾頁。感受還是很複雜。記得當年因時間關係，這篇reading自己也沒讀太仔細，既在維基找到有關「intentionalist vs functionalist」的歷史辯論簡介，堂上的討論部分便藉此應付過去了（畢竟總有人連維基也懶得看）。但自此我亦對「functionalist」一派的觀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簡言之，納粹對猶太人施行的大屠殺是無可爭辯的事實，故這兩派史學家爭辯的重點，也不在於屠殺事件的真偽，而是在於如何解釋屠殺這種行為的發生。傳統「intentionalist」的解釋主要著眼於意識形態，以及強調由上而下的政治指示命令——即最終大屠殺的發生，乃是納粹黨的內部權力核心人物一直處心積慮謀劃部署的結果；二戰後期的「Final Solution」是他們（或更明確說，是希特拉一人）於多年前已一早想定了的計劃，故當納粹宣傳的那套反猶主義已為當時民間廣泛接受時，普遍的德國人便順理成章的成為希特拉的「willing executioner」（參Daniel Goldhagen書），自願按照上頭灌輸給他們的意識形態，來執行他們收到的「秘密指示」了。而「functionalist」的解釋，則顯然較有「彈性」和複雜，竊以為也更貼合於人性。如其字義所示，這是「功能性」（functional）的：殺人不一定是受意識形態驅使（ideologically driven）的行為，它也可以是一種純粹因應現實環境所需而作出的「臨時」調遣措置。換言之，最終屠殺的發生，其實是有着很重「即興」（improvised）成份的。而這種「即興」，也不一定是出自決策層，反而常常是來自低階的官僚。這些官僚一開始也未必是存心殺人，只是隨着環境惡化，例如糧食不足，運輸阻絕，疾病風行，或純粹是人口堆積過剩，令看守者無法管理和承受時，集體殲滅便不失為一個務實可取的「解難方案」了。是故有別於單純的被「洗腦」——在真實的執行中，殺人是因時制宜的；它是執生，是補位；亦是本能，是直覺，或說，是計算過後的直覺，或直覺過後計算得出的「彌補」。亦正因此理，當在今天「Nazi」這詞大抵已變成了一種網上常用的鬧人口頭禪時，Christopher Browning另一本有關大屠殺的著作書名，卻是叫作「Ordinary Men」——大家也是普通人，故其實誰也不能輕言自己能永遠自外於那段歷史中的「普通」的人性。

 

書的第一章細節繁多，不暇細贅。其主要是寫德軍在戰事和處理猶太問題上的挫折感（frustration）是怎樣慢慢build up，積累，乃至泄發等等；德國最初是想讓猶太人安置在波蘭的General Government的，後來發覺人太多裝不下，又想將他們運到馬達加斯加（p.15），卻又打不退英國。最終打算不顧一切，將他們統統趕向東方便算了，卻偏又碰上德俄戰線的膠著，不得已，便唯有想個「Final Solution」出來了。歷史過程固然是沉悶的，但當中自有人性存焉。

 

至於第六章，則是對實例的研究，以分析最終「屠殺前線」的執行者的精神面向、殺人動機和對猶取態。當中有各式各樣的人等，背景、動機不一而定，對殺人過程的牽涉程度亦不一樣（例如雖是少數，但亦有人選擇不參與，有人抗議，有人懷疑因內疚自殺；大多數人則是「被動、無感情地執行」（anonymous passive，p.152），當然，亦自有一定數量的積極反猶分子踴躍參與了）。特別值得留意的是Hans Lehmann 的案例（p.159），他是章節裏唯一的公開抗議（或投訴？）者，其悲劇的下場也確實令人扼腕（他反死於他所同情的猶太人之手，p.166）。而在162頁中任意開槍殺人者對其抗議的反駁證詞，「If he had not left his post, he could not have seen what happened; if he had seen what happened, then he had against orders left his post and thereby helped Jews to escape」，亦真令人想起聖女貞德被俘後的經典審判問題（「Do you know whether or not you are in God's grace?」，即係點答都死）。Browning在結尾這樣概括：

 

「A core of eager and committed officers and men, accompanied by an even larger block of men who complied with the policies of the regime more out of situ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rather the ideological factors, was sufficient. Unfortunately, the presence of a minority of men who sought not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gime's racial killing had no measurable effect whatsoever.」

 

反觀今日香港的「防疫」，情形其實亦相去不遠。回思當年討論這篇reading時，教授在一開始便提到了「to understand is to pardon」這番話，而旁邊未看維基的同學不明所以；我想，這大概也只因當時尚欠一場客觀的災難，以致師生間單純的默契，究竟並未有昇華成一種或為他所期許的「歷史的理解與原諒」、這種素日罕逢的感知層次罷？
 
8/3/2022

Source：Christopher Browning, Nazi policy, Jewish workers, German killers, Ch.1 - From “Ethnic Cleansing” to Genocide to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1939–1941, Ch.6 - German Killers: Behavior and Motivation in the Light of New Evid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