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 劉紹銘
楊憲益先生大去。九十多歲的老人，歷經世變，早已生願成灰。他1915年元月十日生於天津，父親在中國銀行任行長。他在英文自傳White Tiger一開筆就說根據陰曆的推算，他命造屬虎。母親告訴他，他出生前的一晚她夢見白虎入懷。據算命先生說，此子八字好壞參半。壞的是終身無兄弟，父親亦因他的誕生而折壽。八字好的一面是什麼呢？將來歷盡劫波後，事業上會處處出人頭地（have a distinguished career）。果如相士所言，楊憲益的父親在他五歲時因病去世，而他自己真的沒有兄弟，只有兩個妹妹。
在天津念完中學後，楊憲益打算到北平（北京）升學，不是北大、清華，就是燕京。但他中學老師有C. H. B. Longman先生夫婦，一早就看出這個學生的潛力，願意在自己回英國度假時帶他同行。他們打算在英國給他安排補習希臘文和拉丁文老師，然後再參加牛津大學的入學試。楊家是銀行世家，供養這個獨子到英國唸書，能力綽綽有餘。
希臘文和拉丁文苦修了五個月後，楊憲益參加了牛津的入學試，順利通過。面試時「主考官」問他花了多少時間在這兩種語言上，他如實說出來：五個月。考官說：「不會吧？這一定是運氣……因為我們這裡的英國孩子通常都花上七八年的時間修讀拉丁和希臘文才進得了大學的。」考官因此建議他延遲一年入學，打好這兩種語文的基礎。
「白虎」在牛津唸書時，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楊憲益報國心切，全身投入抗日宣傳活動，除到處演講外，還親自土法煉鋼地編印宣傳手冊，把自己的功課拋諸腦後。 1940年春天他參加學位結業試，僥倖以第四級榮譽（Fourth Class Honours）畢業。 《石頭記》的英譯者霍克思（David Hawkes）說White Tiger的文字，時見「自嘲性的超脫和絕不落空的幽默感」。且看這位「四級榮譽生」怎樣面對自己。 Each year there were only one or two Honours student who got a fourth. It was even harder than getting a first。每年只有一兩個考生取得四級榮譽，因此四級榮譽比一級榮譽更為難得。
楊先生說得這麼輕鬆，一來他天性喜歡自嘲，但最大的原因是他一早就決定書一念完就回國參加抗戰。國難當前，個人學位試的榮辱，已無暇計較了。 1937年因兩人同在China Society工作的關係，憲益認識了「學妹」Gladys Taylor，中文名字叫戴乃迭。 Gladys在北京出生，父親是英國傳教士。 1940年，兩人相處了一段日子後，無視雙方家長反對，毅然先訂終身，再首途回國。 1941年3月輾轉到了重慶，在陪都結婚。
楊憲益從小思想「進步」，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信徒——同時也是個言行不羈的「異見分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楊氏夫婦的專長很受當局重視，憲益更受到邀請參加錢鍾書主持的「毛選」翻譯小組工作。這該是個莫大的榮譽，但他竟然拒絕了，因為他只對翻譯文學作品有興趣。夫婦二人隨後替北京外語出版社翻譯了多種經典文學名著，如《離騷》、六朝志怪小說、《長生殿》、《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
楊氏夫婦對英譯中國文學的貢獻，得從歷史角度去衡量。今天誰要開一門英譯中國文學的課，不愁沒有譯本選擇。重要的著作，還有各家不同的譯文。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情形可不是這樣。他們二人做的，是開荒的工作，所譯的東西，以前沒有出現過。閔福德（John Minford）給White Tiger寫的“前言”說了公道話：「對五六十年代那些在西方國家苦讀中國文學的學生說來，楊憲益和他夫人Gladys兩位早已是活生生的傳奇人物。如果不是因為他們夫婦二人，特別是他們一本接一本出版的譯作，實難想像我們怎樣熬過來的。」我六十年代中開始在美國教書，沒有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合譯的東西作教本，課也開不成。
自1968年春開始，好些留在北京工作的「外國專家」（foreign experts）相繼被捕入獄。事緣毛主席夫人江青女士在一篇演講詞中提到，中國境內有不少居留了相當長時間的外國間諜，他們表面跟我們很友善，給我們幹活，但實際上是「探子」。楊憲益服務的單位是北京外語出版社，得跟「外國專家」經常保持聯絡。他太太是英國人，自己拿的是牛津學位，跟英國領事館的人員時相往還，亦人之常情。 1968年五一勞動節前一天，楊氏夫婦雙雙被捕入獄，罪名是「私通外國」。除此之外，他還居然拒絕將毛主席的著作翻譯成英文。
他們在牢中度過四年，終於在1972年勞動節那天官方因找不到他們「通敵」的證據而無罪釋放。「領導」讓憲益返回原來的工作單位，也發還他在獄中度過的四年的工資。事後他回憶說，四年監牢生活倒不算寂寞，因有「難友」互相扶持。 Gladys的日子就難過多了，幸好還可以接觸到一些官方認可的外文書報。她還啃完馬克思的《資本論》。要不是坐牢，她是不會看得下這類文字的。獄中沒有交談對象，她就自言自語。出獄多年，這習慣還改不過來。 Gladys待人接物，藹藹然有古風。獄卒每次給她端茶送飯時，她都沒有忘記跟他們說：「謝謝！謝謝！」
楊憲益夫婦「平反」後面對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兒子楊燁神經失常。根據李輝《了不起的楊憲益》一文引憲益妹妹楊苡給他的信所說，楊燁在他爸爸媽媽坐牢時，「一邊盡他作為大哥的責任，擔負著供養小妹（妹妹即楊熾）在北大荒插隊，一邊默默地受著各種羞辱與嘲笑與誣衊，四年來沒人把他當個要求進步的青年大學生看待，沒人理他，這才導致他的精神分裂」。
楊燁的情況日見惡化，父母決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但因為他母親是外國人，病院以無前例為理由拒絕認收。他們只好把他送到英國接受治療，寄居Gladys姊姊或妹妹Hilda家裡。時逢聖誕假期，楊燁覷準「阿姨」出外訪友時溜了出去買汽油引火自焚。據楊苡的記載，這是1977或1978年冬天的事。
李輝文章說到，Gladys當初在牛津跟憲益論婚嫁時，母親極力反對，說：「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們會自殺的。」九十年代後期，Gladys患上老人癡呆症，李輝跑到他們住的友誼賓館去看她，她已衰老得完全變了一個人，不能交談，坐在輪椅上，呆呆地看著他們。 「楊先生與我談話時，總要常常轉過身看她一眼，還站起來自己去餵她一口水，喝好，自己拿小手絹幫她擦擦嘴角」。
1999年11月中旬，Gladys去世。火化後，連骨灰也沒有留下來。 2005年吉林衛視訪問楊先生，問到他夫人的骨灰有什麼安排，他先抽一口煙，然後慢慢地說：「都扔了。」「為什麼不留著？」他指指煙灰缸，反問：「留著幹什麼？還不是和這煙灰一樣。」楊憲益愛賦打油詩，太太死後以此遣悲懷：「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結髮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2000年8月3日，《壹周刊》有一篇訪問楊先生的特稿（《天涼好個秋》），只見圖片中八十高齡的老人獨坐書房，右手拈著水杯，擱在膝上。旁邊是五塊錢人民幣一瓶的紅星二鍋頭。記者對他的印像是，「他對身邊的一切，淡薄得叫人吃驚，在他的書櫃裡，零散地放著他與妻子合譯的作品，記者拿出來看，他淡然地說：『拿去吧！我不要了。』吃晚飯時，他主動說：『我們家，連骨灰都不留的。』他指的是老伴，火化後，他連她的骨灰都不拿回，更別說墳墓了。『我將來也是一樣。』兒子呢？葬在倫敦嗎？『是吧。我沒有看過。』像在說別人的事。」
Gladys逝世前，楊先生的心情雖因喪子之痛而受影響，但明是非、辨善惡的本性絲毫未改。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先後有加拿大、美國、澳州、路透社和BBC等電台和電視台訪問他。他來者不拒，用impeccable English 向全世界宣佈他對事件的看法。他認為奪去胡耀邦總書記之職是違法行為，是黨內一小撮反對改革的法西斯死硬分子所作所為。這種言論，比「私通外國」更容易加之以罪。他老命能保下來，應算是黨的恩典。當然，也得付出代價，他開除了黨籍。
White Tiger有中譯本，但節刪不少。我引的資料，直接採自楊先生英文原文，2002年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楊先生的打油詩，有兩句教我感受至深，可惜當時過目後沒有抄下來，現靠記憶錄下，上一句的字眼恐怕與原文有些出入：「千年古國貧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楊先生把夫人帶到中國來，想不到害她遭遇這麼多的苦難，負咎之情，從悼亡詩中「白首同歸我負卿」一語可知。楊先生的妹妹敏如，在嫂嫂死後有文懷念她，說：「我的畏友，我的可敬可愛的嫂嫂，你離開這個喧囂的世界安息了。你生前最常說的一句話是『謝謝』，甚至『文革』中關在監獄，每餐接過窩頭菜湯，你也從不忘說『謝謝』。現在我要替我的祖國說一句：『對不起』，『謝謝』！」李輝說這是悼念Gladys的文章中最震撼的一句話。
摘自劉紹銘散文集《藍天作鏡》，173－179頁。
附載：半瓶濁酒，四年星斗，楊憲益先生訪談，李輝訪問、整理。來源：（https://zh.wenxuecity.com/myblog/38115/202004/29674.html）
問：你和戴乃迭“文革”中被捕是在哪一年?
楊：1968年五一前夕。那一年開春以後，江青提出來：有很多我們過去沒有發現，現在知道了的人可能是潛伏的特務，這些人都是外國派來的特務，許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陸來潛伏的。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來的外國人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時候帝國主義派來的特務。自從她說了這個話以後，就開始抓了一些早一點來中國的外國人。
問：你們那時候在北京住在外事局的大院裏?
楊：住在百萬莊的院子裏。那天晚上，我們倆開了一瓶白酒正在喝悶酒，那瓶白酒喝了一小半，她困了就去睡覺了。十一點多了，我就一個人坐在那兒喝酒，突然，敲門了，我們單位的一個辦事員就來了，辦公廳的一個年輕人，他來了要我跟他一塊出去。前幾天他已經找過我好幾次，就是要我揭發《中國文學》裏的一個編輯，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他們想把那個人打成反革命。他要我跟他到辦公室去，我想還是這樣的事情吧。我穿了個大而無當的拖鞋，踢踢踏踏的，也沒換皮鞋，我就和他一塊出去了。他把我帶到《中國文學》的辦公室，一進去屋子，裏面漆黑，只有一個枱燈，電燈也沒有開，一屋子人黑鴉鴉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誰。後來旁邊出現了幾個解放軍，解放軍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就問你叫什麽名字，我說楊憲益，你多大歲數，我回答多大歲數。
問：當時多大歲數?
楊：1968年我五十歲。問我哪裏人，我說完以後，他們果然臉變了，把我手抓緊了。他們挺緊張地說，現在奉北京市軍管會的命令，將你逮捕，然後就打了手銬。我後來才看清，屋子裏面站了一大堆人，有的是我們《中國文學》裏的一些年輕幹部，有的是解放軍。然後，給我一張紙讓我簽字：“我同意檢查我的東西”。以此作為法律的依據吧，就可以到我家搜查我的東西。然後，他們彼此看了一下，看我也沒有抵抗的意思，說還有什麽事。我當時唯一的遺憾是酒，那天晚上還沒有喝夠，還剩了大半瓶白酒沒喝完，還有穿那雙拖鞋，我早知道要把我帶走的話，我就穿上皮鞋了。結果我踢踢踏踏穿了一雙很大的拖鞋，就把我弄上一輛吉普車。摁下腦袋說低頭不許看。我從燈光方向看，是向西單方向走，宣武門還往南，那一帶地方叫陶然亭。我從來沒到陶然亭那邊玩過，從方向看我知道向陶然亭那方麵走，到了自新路白紙坊那兒，前麵有個大鐵門，鐵門是電動的沒有人，我們去了，大概通知了一下，門就開了，我們就進去了。
問：戴乃迭是在你同一天抓的，還是過後抓的?
楊：當天晚上，把我抓上車不到半小時，另外一個車就把她帶走了。
問：車上就你一個人嗎?抓就抓你一個人嗎?
楊：我一個人，還有兩個兵。抓就抓我一個人。那個時候去了先到一個房間裏，把身上可以自殺的、殺人的一些危險東西都要去掉，把皮帶、鞋帶拿掉，我鞋帶沒有，但褲帶必須拿掉。我這個人的褲子是靠皮帶的，沒有皮帶褲子總是用手扶著，不過，他們也不管那個，只是把皮帶卸掉，東西都收了給我放在一個地方。然後，他們就讓我到一個地方，他們把那個地方叫八角樓，是一個建築，鬱風寫過一篇文章，也談過這個八角樓。八角樓是監獄裏面的一個主樓，它分成八個樓角，中間有一個望台，大概有機關槍，表示要有人逃跑的話，上面可以注意到，有三四層吧。帶我上了樓，到了一個房間裏。那是抓人抓得很凶的時候，所以，我們那個牢房裏抓的人已經擠不下了，預備要把人弄走，但是那天晚上那些人還沒有弄走，房間裏相對的兩個炕擠滿了人，其實，炕上隻能躺十幾個人，那天晚上躺了二十六個人。一個靠一個，和沙丁魚罐頭一樣很擠了，雖然那麽擠，監管人員又讓他們往裏面挪了一點地方，我就在夾縫中間躺下。因為已經晚了，他們大概是晚上九點一定要關燈睡覺的。已經快十二點把我抓進去了，擠在那兒睡覺，大便小便有一個大鐵桶子，我就躺下睡覺了，也沒有被子，我穿著破棉襖，旁邊的兩個老頭子看著我醉醺醺的樣子，我一躺下就睡著了。第二天早上起來，旁邊的人說，你晚上在街上鬧事了，喝多了吧?我說，沒有。那幹什麽把你抓起來?我說，我也鬧不清。他以為我喝醉酒了在外麵鬧事。你喝的什麽酒呀，那麽香，真香。
問：他還問你喝的什麽酒?
楊：你喝的什麽酒?真香。我說大概是瀘州大曲吧，他說好酒，多少錢一兩?我說不是按兩買的，買了一瓶。他說一瓶你都喝了?我說喝了半瓶。他說，那半瓶多可惜呀!我們三四年在這兒，都沒有聞到這麽好的酒味了。
問：怎麽提審你?
楊：過了大概有三天吧，才第一次提審我。頭一次提審還要做個下馬威的樣子，半夜提審我，下了八角樓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到了讓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們坐的地方高一點，看起來居高臨下、很威風的樣子。去的時候，有兩個解放軍都拿著刺刀押送，看起來就像是拖出去槍斃的樣子，去了以後就說：楊憲益，你知道你的罪名嗎?你的事已經是鐵板釘釘，我們這兒你的材料一人多高了，你說你不知道什麽事，你好好老實交待，你的事是瞞不過去的，一兩天內就要公審了。然後就說坦白從寬那一套話，還跟我講，前一段也有像你這樣的特務，有一個死不改悔，本來是個小特務，沒有什麽要緊的事，結果他就是死不改悔，拿去公審，到酒仙橋那邊槍斃了；還有一個大特務，但是他揭發了，他自己坦白，然後給他一個機會，就放了。給我講了一堆大道理，還有恐嚇，就你們屋裏住的遇羅克，我們就把他斃了。
問：遇羅克也是你們那個屋裏關過的?
楊：是。他說是說了點話，也沒有別的事。他們還說，他就是死不改悔，我們就把他斃了，你好好想想吧!然後就問我，你到過揚州、蘇州、宜興沒有?我說去過。他們又問，幹什麽去了?我跟朋友一塊喝酒。什麽樣的朋友?我說一個英國朋友。他們問，那你們到那兒談什麽問題、講什麽事?你還不好好交待。後來，我才知道，把我當成英國的特務了。後來他們讓我回去，給紙和墨水，說好好寫交待：限你三天，不老實交待的話，要把你拉去公審。我也沒什麽可說的，我就把過去怎麽認識朋友，怎麽樣和朋友一塊喝酒、玩兒寫了幾句。過了三天以後，他們來拿材料了，看了非常不滿意，拍桌子，恐嚇了一陣說，再考慮考慮，再給你一個星期。弄了那麽兩三回，看我說不出東西來，我說的就是些喝酒、玩兒的事，沒有大事。後來他們就說，把你所有認識的人、你認為是有點問題的、中國人、外國人都給交待出來。給我一大疊子紙，我想就等於給大家寫傳記吧!中國人我寫了一百五十人，包括親戚、朋友。我把他們一個人寫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羅沛霖，比我大一歲，上海交大畢業，學電機的，去過一趟延安。我都說的是好話。就一個人一個人那麽說，一個人寫了二百字左右。外國朋友我寫了一百個人，也是寫了厚厚一疊。他們看了以後也是很不滿意，後來就把我擱著，也不審問了。過了差不多兩年，林彪事件出來了，就寬鬆多了。林彪事件以前，我們的生活就是給一份《人民日報》，另外，毛主席有新的指示來了，大家學習一下，除此以外還有毛主席語錄，要背老三篇。每天早晨起來有學習時間，給了早飯兩個窩頭吃了以後，就是學習，我是念過一點書的，要我當學習組長，管別的犯人，讓他們背老三篇。那時候，我老三篇背得蠻熟的，就讓我帶著別人。滑稽事也不少，有一個老頭，一背老三篇就緊張，越緊張越說錯話，鬥私批修他總弄錯，該說資本主義的，他就說共產主義；該說共產主義的，他就說資本主義。說完後他就怕別人打他，牢人管牢人嘛，嚇得哆嗦，越哆嗦越說錯。
問：提審多嗎?
楊：提審就是剛來時、林彪威風時多，頭兩年就是三四天或一個星期左右提審一次，就是罵一頓，給下馬威。後來，1971年林彪事件出來後就沒有了。還有，造反派在外面忙兩派鬥爭，就輕鬆了，好像林彪死了以後就緩和了，後兩年差不多沒什麽事，就是十天左右放一次風。放風是到另外一個廣場，是一個四麵有牆的、類似於天井的那樣一個地方，因為我們坐得太久了，怕我們身體不行了，就讓我們跑步，然後再把我們領回去。洗澡也差不多是一個星期一次，也有時候十天一次。那是一個普通的大浴池，大家一起跳進去，也有時間限製，每天大便也有固定時間。
問：大家對你怎麽樣?
楊：坐牢的時候，別人對我都還尊重，反正是不要亂說話，客客氣氣的，背書、背老三篇比其他犯人都背得熟，每天早上要讀一篇報紙，我讀得比他們順口，也沒有錯誤，他們對我都挺客氣。當時，每個犯人都在做一些無聊的事，我們那時候不許有針線，針、尖刀這些鐵器都不能帶，有一個年輕犯人很能幹，他把地板破損地方的木頭撕下來，做了一個木頭針，又在衣服上拉了一根線，做針線玩兒，他還在我的手絹上刺繡了一棵鬆樹，還很像，可惜我後來拿回去，他們給扔掉了，要不做個紀念挺好的。
問：我聽說過你在監獄裏還有得意的事。
楊：得意的事，比如說，“文革”坐牢期間不給我們書看，就給我們一個小紅本，還有《人民日報》。那個小紅本前面是林彪的幾句話，我就越看越討厭。1971年秋天，看《人民日報》，覺得有點變化，先是陳伯達下台了，又是林彪的幾個大將，黃永勝、吳法憲等一個一個名字不見了，大概黃永勝是最後一個。到了國慶節，根據前一年的情況，林彪出來用吵啞的嗓子喊一頓，這一年不但他沒有出來，而且，外國來的賀電也沒有林彪的名字。我就注意到，西哈努克是和中國比較熟的，他的賀電頭一個名字寫的是毛主席，第二名一般是林彪的，可是沒有了。毛主席，下一個是周總理。根據前麵陳伯達、吳法憲、黃永勝從報紙上一個一個不見了，我就覺得大概是林彪垮台了，我就把紅寶書的前言給撕掉了。我們被關在裏面，當然不知道林彪飛機出事摔死的事情，我們在裏面只覺得外面很沉默。結果，沒有過三四天，忽然有一天，那個管監獄的同志進來了，收我們的紅小書，因為每個人都有一本，有的他都收起來了。他看我的一本上的前言給撕掉了，又翻兩遍，覺得很奇怪，人家的都有前言，就我的沒有，就扔給我了。坐牢的那些牢友們就奇怪了，說我們的紅小書沒收了，你的一本就不沒收。我沒多說什麽，笑笑：這裏面當然有他的道理，你們過幾天就會知道的。過了大概不到一個星期，就有新抓進來的年輕人吧，那個人還挺知道些消息，他告訴大家說林彪出事了，完了。結果大家就說你怎麽知道的，我說，我猜的唄!
問：得意了。
楊：那件事做得非常得意。還有一個事，大家在一起說好吃的：冰糖肘子怎麽好，越說越高興，就拿著地下的木頭茬當作筆，弄點黑的就寫菜單，大家傳著看，評論這個菜怎麽好吃，過一陣子外面監視的解放軍就過來搜我們的東西，那個菜單子寫了幾天就被抄走了。
問：你那時想吃點什麽菜?
楊：我沒有，一般都是些年輕犯人講這個事。我那時候閑得沒什麽事，就是睡覺，我還自己背莎士比亞的那幾句話，或者英國文學裏的一些東西。
問：那時英文也不能自己念吧?
楊：自己在那兒想這些事兒。後來也有年輕的犯人想學點東西，讓我教他唱英國歌，我就給他唱英國歌，他跟我學。
問：唱什麽歌呢?
楊：一些唱酒的歌，還有的知道我古文知識淵博一些，也要我背點唐詩，我就給他背過白居易的《長恨歌》，他們聽得津津有味的，以前他們都沒念過，“……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一邊想著一邊背，他們也就背《長恨歌》。後來還有一個調皮犯人看我人緣好，大家玩兒得挺熱鬧，他揭發我說，楊憲益教大家念《長恨歌》，他恨什麽，恨共產黨。結果別的犯人都同情我，倒把他給鬧了一頓，我一直人緣很好。平常我們也不勞動，有一次，監管問大家有什麽要求，有人說悶得慌，給我們一點輕的勞動吧!他們答應到院子旁邊的地方去撿煤渣，我們就去撿了。又讓我們休整了一次，出來呼吸點新鮮空氣。撿點煤渣也算不上勞動，此外再也沒有勞動，就一天兩頓飯，早上一頓是十點鍾，晚上是五點多鐘。
問：早上吃什麽?
楊：一頓兩個窩窩頭。我兩個窩頭都吃不下，吃一個半，剩下半個給年輕的小夥子，他們有的兩個窩頭還不夠，另外，一碗菜湯，用的都是當時最便宜的蘿卜、白菜，一般沒有什麽油，有時候給幾滴油。後來，別人告訴我，這油都是痘豬的油，吃了以後有人還中毒了，身上長了一個皰一個皰的，我還告訴他們，一般的痘豬油在他們那兒還是保險的，都是經過衛生消毒的。除了這個以外，到過年過節給一兩片肉，一年到頭就是這樣。夏天有一點西紅柿，冬天一般就是大白菜、蘿卜。
問：那時候你也不知道戴乃迭去那兒了吧?
楊：過了些日子以後，他們問我有什麽要求，我說，老婆不見了，不知道怎麽樣。這兩年挨鬥情緒不好，我怕她出什麽事，會不會自殺，他們說沒有，也關起來了。我說孩子們呢?他們說孩子們也沒事，有人照顧。
問：你們關起來的時候三個孩子都在吧?
楊：三個孩子都在。
問：兒子是最小的?
楊：兒子是最大的。兒子已經大學畢業，在湖北黃岡分配到一個工廠。我們一坐牢，變成了反革命特務，他本來是極“左”分子，後來反革命分子的兒子就要鬥，一鬥他就想不通。
問：知道孩子的情況嗎?允許孩子來探視嗎?
楊：不允許。坐了四年牢，衣服當然是破破爛爛了，半年的時候，允許你寫個條子，要幾件換洗的衣服，通知家裏送到監獄門口，也可以要求牙膏、牙刷，但牙膏、牙刷都需要檢查，怕裏面藏著東西。而且，也是有人常常藏東西在牙刷、肥皂裏，放點辣醬、果子醬或者是黃油，每到半年他們都讓你跟家裏說。
問：那你在裏面一直穿著那雙拖鞋?後來也沒要求送鞋來?
楊：一直是那雙拖鞋，我也沒讓家裏給我送鞋。後來要求送過一次棉製服，出來時也破破爛爛了。
問：你在監獄從沒有見過乃迭嗎?
楊：沒有。年輕犯人都調皮，想辦法從窗戶的縫裏往外看，說有外國女人從這兒過去，她們去洗澡。
問：你們在二樓還是三樓?
楊：二樓。
問：男監、女監是怎麽分開的呢?是分樓層，還是裏、外之分?
楊：女犯人在另外一棟樓。女犯人比男犯人情緒化，在那兒吵架、打架，哭哭啼啼。男犯人這種事比較少，男人找些無聊的事做，沒有多少哭哭啼啼的事。
問：她進去是用英文審查，還是怎麽審查?
楊：用中文。她們審查很客氣。
問：也讓她寫交待嗎?
楊：好像不寫，好像也逼她認錯，認罪的事比我少。我那時候有過七八次，她也就有一二次。吃飯也比我們好，有時候有餃子，有時有炸醬麵。
問：戴乃迭在那裏是幾個人關在一起?
楊：她一直是單間。
問：單間其實最可怕，一個人很寂寞。
楊：單間悶得慌，她整天就是搞清潔、糊箱子，待遇比我們寬鬆得多，有外國雜誌，都是極“左”的，還有一本《資本論》，她過去沒有讀過《資本論》，這樣把《資本論》好好的通讀了一遍。
問：最後放出來也沒什麽結論?那是怎麽放的呢?
楊：1972年5月間放的，整整四年。出來之前，不到一個月的時候還有一個驚險的節目。有一天讓我出去，帶我到一個大廳裏，在台子上坐下，給我掛了一塊寫著“楊憲益”幾個大字的牌子，下麵是照明燈，給我照一個大照片，照完後我就回牢房了。回去我就告訴大家，今天給我照了相，大家都說這事不妙，可能是快槍斃了，事前給你留個檔案。後來我想，該死就死吧，好久也沒有審問我了，結果不到一個月，放了。
問：你那檔案都還給你了?還是扔了?
楊：我沒要。他們說你要就都還給你，我沒要，就燒毀了。我想，都是我在監獄裏面寫的交待材料，也沒有什麽值得保留的東西，出事前誰揭發的什麽材料，我後來也都知道情況了，沒什麽值得保留的。還有照片，就都沒要。後來想想，把檔案、照片都不要，挺可惜的，照片可以留作紀念的。
問：放你那天是怎麽個情況?
楊：那天，是放人還是拖出去槍斃事前都不說，一開門就說，收拾行李。我也沒有什麽東西，就是兩件破爛不堪的被子，卷了帶走。他們把我帶到一個房間裏說：楊憲益，你的問題我們是跑了二十一個省，你的事情已經弄清楚了，你沒問題了，可以回去工作了。你的過去我們也了解了，給黨做過好事，可是也做過錯事，一個人，本著一分為二的態度嘛，希望你以後多為人民做好事，不要做錯事、壞事。好了，走吧!
問：要填什麽表嗎?
楊：只簽個字。進來時候的東西還給你，最後又說，你們家搜查的東西我們就沒收了。那個時候沒收了兩本書，一本是羅馬詩人奧非特（Ovid，今譯奧維德）的《愛經》（Ars amatoria），裏面有點關於性交的黃色的東西，他們覺得好玩兒，拿去了；還有點日記本，不是我的，是我兒子的，都用過的也沒用了，就不要了。我說《愛經》這本書給我帶回去好嗎?還有一本是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四大名著他們全拿走了，我說那就算了。
問：《愛經》後來譯成中文了嗎?
楊：有過中文版，解放前就有翻譯，解放後大概也有。
問：有人接你嗎?
楊：後來我就到了門外，外文局來了個吉普車接我的，來了幾個辦公廳的人。我那時候算是一個錢也沒有，他們臨時給我幾十塊、還是一百塊錢，說要我先拿去用。然後我到屋子裏一看，我的房間一切還照常，就是灰土大得不得了。封了四年，結果耗子都做了窩了。我看見書櫃裏面一大堆耗子，見我來了都很不高興，都跑了。我再看衣服，上麵一個洞一個洞，全都不能穿，都讓耗子咬爛了。四年都做了耗子窩了!
問：你先回的家，戴乃迭過幾天回去的，對嗎?
楊：我回了家後，戴乃迭一個星期以後就回來了。我先把房間整理一下，不然戴乃迭回來她會傷心的，家裏弄成了這個樣子。我用了三兩天的時間剛把屋子擦乾淨弄好，把大部分破破爛爛的都扔掉，外文局的人告訴我，戴乃迭回來了，你得買點酒，買點巧克力、蛋糕招待她。
問：你那個半瓶酒是不是還在呢?
楊：那半瓶酒還在，蓋子沒蓋好，顏色變黃了不能喝了。
問：那半瓶酒是傷心酒，也不喝了。
楊：屋子裏面本來有棵仙人掌，四年了，仙人掌長得很高。一直也沒有人澆過水，我以為還活著，我一碰，嘩一下全變成灰了，乾透了。戴乃迭過了一星期回來，我把屋子都收拾乾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