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與神照面」
——聞余英時教授下世 文：淺白
昨日遽聞余英時教授下世，晚生末學，不敢輕言有所承受教益。初識余教授大名是中學時的事，而就此「接觸」的過程，自覺甚值一記，學子經驗，或可供今日從事教育的師長輩參考。
說來蹺蹊，我初接觸到余教授的文字，不能說是正式透過其著作，而是通過一本在1986年出版，名為《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的小書，作者署名「馮衣北」，其時不知何許人，如今看來也沒必要知道。書乃敝人業師周炳華先生於中史課堂間所遺，遺時無多解說，蓋是不欲強加其觀點於學生身上也。而當時自己初修中史，尚不知「史」為何物，加之母校風氣與他校不同，老師多不會將「閱讀」視為一種發給學生的「作業」（task），看書只是看書，鮮會剎有介事般強求學生交出「見解」，故回望過去高中的那段時日，實是自己人生中一段難得可以從容讀書、從容思考的日子，也是自己看書最無包袱定見的日子。就此學風遺澤，筆者至今仍常存感念。說回該書。書中收文章七篇，頭兩篇為馮所寫，而後五篇，卻都是余教授的文字，原因無他，此書所以印行，為的就是要「駁」後者的議論。如前所言，筆者當時讀史的經驗是白紙一張，而書又是從頭看起的，故不得不謂對這位「馮衣北」極盡公平了。書中爭拗的，是史家陳寅恪晚年的「心境」。陳寅恪為一代史學泰斗，其死於文革，於中共當權者的顏面而言，實屬一極欲抹去的「污點」，因兹事蓋能大略反映其治下二十多年的中國到底是何光景是也。陳氏晚年遺下詩文，用典深晦，非淺學者可解，其稿輾轉流傳海外，為余教授所睹，深覺其詩寄興深沉，且在隱晦造語間，時有流露諷喻時局之深味，藉此或可一窺其人在置身共產中國後的「心境」實況，故在八十年代寫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等文，以印證中國知識分子在四九年共黨建國後遭際之慘酷。而馮氏的立論，則剛好相反，意在淡化，即欲辯說陳氏之死，純屬「不幸」（是一時「政治氣候」的不幸）；而在此「氣候」之前，黨可是對他照顧有加，而他對此也是深懷感激的喔（這語氣是刻意台式的。原作者的行文可沒那麼輕浮而易於察覺）。七篇文章皆旁徵博引，考證甚繁，對於當時如白紙一張的學子（即筆者，一笑），何能得辨孰方為有理？於今回看，其關節實有二：
一，是讓文字和時間說話。
二，是提供正反雙方論據之全貌，予學生自行判斷。
時間，指的是教者不會催促反思，而是容許學生慢慢消化、浸淫、沉澱，並在比照兩家之言後一點一點地累積、取捨，以至領略融會自己的所見與所得。而「讓文字說話」，則指教者盡可不必用他人文字來包裝自己的看法，口說要令學生「懂得思考」，實則是希望學生懂得他自己。[1] 記憶裏，筆者老師在饋送此書時，也並沒有刻意教授甚麼「批判思考」的方法，或特別點出書中的合理歪理處。他問的，只是一句：「有沒有興趣？」這其實不是隨意，而是一種信任。有興趣，其實即已意味有思考的興趣，那教者又何必多此一舉，去確保學生真有「思考」，甚至大言炎炎，說要指點其思考的「方法」呢？若問：那筆者的老師，又有否擔心過當年「天真無邪」的筆者（莫笑）會因此而被這位「馮衣北」洗腦？欲答此問，則要說到上述的第二點了。《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一書雖為大陸出版，但書末所引的余氏諸文（雖云書末，但其實是佔了整本書的大半厚度），則似無甚刪節竄定，若以國情論也可算是極其難得的了。大抵如斯明顯的線索，在學生中即使魯鈍如我，周先生也不認為是有需要着意提醒的吧。而這種「不着意」，其實是有其份量所在的，畢竟這也是因為他信得過我會對他人的文字加以消化反思，而不只是囫圇吞棗地「讀過」便算；而筆者自經歷了此一自發的比照、反思的過程後（相對於一種單向的教導或傳授），於詩於史，皆受益更深。這也是我第一次從這些「弦戰文章」中認識到歷史的黑白，原來並非如平素教科書所記的那樣分明，當中實歷經過無數的論難批駁，以及話語權的爭奪，後人繼擷採其大概，方成為如今我們「想見」的歷史。而面對「史實」，善弄文墨者實可對此作出完全相反的論述，當代人或能辨其非，但再隔數代，曲直便恐非如此了明了。事實上，當我初讀此書中馮氏的文章時，也沒有覺得特別噁心，事關馮氏之言，不少都是說得頗為冠冕堂皇的，如書序所云：「到底是把陳寅恪當成某種單純的、固有的觀念的化身，還是承認他作為一位正直的學者，不僅具有尊重事實的美德，而且也有着作為『人』的種種複雜性？」、「我倒主張雙方本着對逝者、也對生者負責的態度，通過嚴肅認真的討論，使我們對陳寅恪晚年心境的認識，逐步臻於真知」。明理人能謂以上之論為否耶？但當真正深入到詩文的討論時，細心的讀者便慢慢會發現一種「彆扭」；而這「彆扭」，指的主要還不在其邏輯，而是在其文字反映的人生觀。在此姑舉數例。如陳氏詩稿中「明清痛史新兼舊，好事何人共討論」句，馮余二人皆有提及，後者認為三百多年前的痛史之所以有「新」可言，是因為陳先生當時實是在映射中國在四九年以後的狀況。馮氏卻反駁道，所謂「新」者，指的應是陳先生當時新寫成的歷史著作。換言之，馮氏認為陳先生當時只是在抱怨沒人跟他「聊學術」，或「討論」他的新歷史著作而已。這種抱怨，在今天學術界中是否似曾相識？現今「學者」，也大可藉此衍生對陳先生「遭遇」的同理心了。如此情理，某些人或覺說得通，某些人卻不能，故說到底，是人生觀差異的問題。再舉一例。陳氏詩稿中有句云「平生所學唯餘骨，晚歲為詩笑亂頭」，余先生認為「唯餘骨」、「笑亂頭」語根本不通，是中共拙劣的改筆，原詩的字句應為「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斫頭」，馮先生卻認為詩稿中的字句無問題。一相比照，風骨和軟骨，是不是差好遠呢？最後一例，陳詩有「領略新涼驚骨透，流傳故事總魂銷」語，當中的「驚」字，馮解作「不意共產黨待我如此之厚」，還引陳與義詩「一凉恩到骨」為證。能作此引，你能說他不讀書？在此我也只想起六十年代美國抗議歌手Phil Ochs的一句歌詞：「Tears went down my spine」。Ochs政治上位屬左翼，當年也似相當仰慕過毛澤東的詩詞，只是中國的「一凉恩到骨」，他可是無緣領略的了。
到得大學，好奇之下也曾約略翻過余教授的《方以智晚節考》。方以智是明末遺老，有關其死亡的史實詳情，正史上的記載一直都寫得甚為含混。一般的說法，是坐化或旅途中病死，如《清史稿．方以智傳》載：「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國墓，道卒，其閉關高座時也。」《桐城耆陽傳》曰：「拜文信國墓，行次萬安歿」。余先生則認為其不死於病，而是死於殉節，即其因「粵案」遭清廷所逮後，自沉於江西萬安惶恐灘。書裏地理考證極繁，對筆者這種「地理盲」而言，自是看得頭昏腦脹，但就當中一些史學上的洞見與論證示範，至今仍留有甚深的印象：
「密之晚歲主持青原，不僅與文墓同在吉安府，且同在廬陵縣境，烏得云赴吉安，拜文信國墓，行次萬安歿耶？」（頁96）
「密之不病死於他處，而適卒於孤臣泣血之惶恐灘，則其事過巧，近於神話，尤令人難以置信也」（頁105）
「甲申之歲，密之不死，可以見諒於世人者也。辛亥再陷累紲，上距永歷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時而仍不惜對簿虜廷，苟延殘喘，密之雖號愚者，余知其決不出此也！」（頁107）
「密之惶恐灘死節之事，當時既因諱忌之故，未能顯白於世，數代後知之者愈鮮。然其事亦未盡失傳……此即《桐城耆陽傳》及《清史稿》所言『拜文信國墓，行次萬安歿』之說也……此說之為子虛烏有，固不待辨。然編造此故事者必為深悉密之死事之人，故特留此極明顯之破綻以透露密之殉難之內幕耳。」（頁113）
觀此論證，像筆者這類自謂讀history者，安得不慚？就上所引，余先生之治史有考證，但亦有知人論世；而更令人動容的，是他留意到清代的修史者有意在正史裏留下明顯不合理的線索，以俟後人發微查考，可見即使是當時受迫作偽史者，亦會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其良心是也。像這些實在的讀史的得着，又豈是當年通識科那般煞有介事地要教人「批判性思考」，但實則只是要你學「describe the graph」、砌「concept」可比？而為人師者，到底是該引導學生虛心看一本書，抑或只是「求其」塞給他們一些「試場精讀」、「古今例子集成」，何者為對學子「負責任」的表現，誠實人自不難分辨。
余教授著作等身，以上所寫，不啻只屬一鱗半爪。然就此「一鱗半爪」，筆者亦自受益不淺了。額外值得一提的，是其於七十年代發表的經典文章〈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1975）。此文表面闡述中國歷史上儒學的法家化過程，但實則亦是暗喻當時內地的文革劫難。大抵漢代在今日文憑試中史課程裏仍屬必修範圍，故若想明了何謂陽儒陰法，此文學子實不妨一讀。在《歷史與思想》序中，余教授曾引蘭克（Leopold von Ranke）名句「Every epoch was immediate to God」，意謂每一時代其實都是直接「與神照面」、「為神可即及」的；而儘管學者在建構歷史時必不能不有所去取，但為史者必須牢記於心的，是在上述一前提下，各時代在本質上的平等：它們皆是有其獨特的、值得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而任一時代之史料是如何支離闕漏，此亦不應成為史家可對其輕忽、不作鈎沉的託辭。筆者不敢謂余先生是服膺於蘭克的史觀，但觀乎先生對陳寅恪與方以智之耙梳考證，此精神可謂是得着最佳的體現。序裏亦提到所謂知識分子（intellectual）與知識從業員（mental technician）之別，「知識從業員卻不必然是一個知識分子」，此論不新，然亦實足鑑戒。自顧讀書四年，學問愧無長足，昨日驟聞余教授下世，自度過去所讀所思種種，不嘗稍加整理，未免不安，故匆促草就此文，亦順帶以感昔日吾師贈書之德也。
辛丑年六月廿八（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
"Lastly, what is history for?... My answer is that history is 'for' human self-knowledge. It is generally thought to be of importance to man that he should know himself: where knowing himself means knowing not his merely personal peculiarities, the things that distinguish him from other men, but his nature as man. Knowing yourself means knowing, first, what it is to be a man; secondly, knowing what it is to be the kind of man you are; and thirdly, knowing what it is to be the man you are and nobody else is. Knowing yourself means knowing what you can do; and since nobody knows what he can do until he tries, the only clue to what man can do is what man has done. The value of history, then, is that it teaches us what man has done and thus what man is."
-R. G. Collingwood
Phil Ochs' 1966 album “Phil Ochs In Concert” back cover:
附識當年戲作一首，沒甚理會平仄格律，僅錄以留念。
〈初讀陳寅恪詩有感謅成一絕〉
晴窗確鑿又新涼
風息嶺表雲未央
舊蔭遺棠徒新態
人間何堪證迴腸
丙申八月二十作。（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兼錄方以智詩三首：
〈獨往〉
同伴都分手，麻鞋獨入林。
一年三變姓，十字九椎心。
聽慣干戈信，愁因風雨深。
死生容易事，所痛為知音。
〈萬安胡明府為詳移柩歸山，感泣書謝〉
孤雲一任往來飛，峯頂原無家可歸。
只為世間存隻履，名山負土欲依依。
撒手懸崖月日長，可憐身後始還鄉。
感君一紙淒涼話，寫盡羈人淚幾行。
〈上巳詩〉
老少浮杯洗布襟，蘭亭俯仰一長吟。
快遊何事談生死，是日相逢無古今。
石漱泉聲遮客語，山收潭影見天心。
隔年黃葉隨花落，點破青青松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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