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汪曾祺的〈隨遇而安〉，心中頗感不是滋味。不只因為有見他事隔十多年，仍是得將當年受批鬥的事略，說得如此隱忍含蓄，意見又表達得如此委婉；更是因為即使是非曲直了明，但其行文間仍是處處不忘要替當年某些助紂為虐者的行為，予以一定程度的迴護和諒解：
「開了多次會，批判的同志實在沒有多少可說的了。那兩位批判『仇恨．輕蔑．自豪』和『綠色的呼吸」的同志當然也知道這樣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綠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詩人，他當然知道詩是不能這樣引申解釋的。他們也是沒話找話說，不得已。我因此覺得開批判會對被批判者是過關，對批判者也是過關。他們也並不好受。因此，我當時就對他們沒有怨恨，甚至還有點同情。我們以前是朋友，以後的關係也不錯。」
朋友？這裏透露的恐不儘是一種「大方」而已。《論語》說「友直、友諒、友多聞」，少時不求甚解，以為「諒」是指體諒，殊不知其原意是作誠實解。他人誠實未必可知，但自己的誠實總是可掌握的。尤其是經過了那廿多年，當驚覺一些曾經認識的朋友，原來也是可以有如此自己不認識的一面時，那就更不可輕然否定了。我就此也只想起盧梭的話：
「We no longer dare seem what we really are, but lie under a perpetual restraint; in the meantime the herd of men, which we call society, all act under the same circumstances exactly alike, unless very particular and powerful motives prevent them. Thus we never know with whom we have to deal; and even to know our friends we must wait for some critical and pressing occasion; that is, till it is too late; for it is on those very occasions that such knowledge is of use to us.」(A Discourse on the Moral Effect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translated by G. D. H. Cole)
時窮節乃現，患難見真情，這種「知識」（knowledge）的份量不可謂不重。但同樣，當目見着一個時代裏的人的那種集體道德上的缺席時，面對此一「知識」，人又是否可坦然地裝作懵無所知呢？正如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 在《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一書中提到：
「我們難道不該嘗試終結人對人的剝削嗎？……但如今我們準備回顧那熱血與思想正確的青年時期，就像德國年輕人注目並且追問他們老邁的雙親：『我們過去聽從什麼樣的犯罪指令？』『難道我們能說自己毫不知情？』」（余曉嵐等譯）
上世紀的反右和文革，固是以爭權為肇端，但究其本質，其實都是為了折辱士風、殘虐尊嚴，以鏟削消磨人性中的良善，並離析人際間本存的同情和惻隱而策動。而就其客觀效果而言，也不得不說是極為成功的了，皆因自此「先例」以後，凡所謂「持異議者」，便不再只是與「上」作對，而更是與「民」為敵了。故當碰着政權這一如是堅強的「後盾」時，明理者如汪曾祺，也只能儘量「想開些」以自寬。文中稍露當時「受屈」後人的真實反應的，是引述金聖歎的這一段：
「我當時的心情是很複雜的。我在那篇寫右派的小說裡寫道：『……她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裡，見到愛人說，『定成右派了』，臉上就是帶著這種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笑。我想起金聖嘆……金聖嘆給兒子的信中說：『字諭大兒知悉，花生米與豆腐乾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說這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臨刑之前，怎能開這種玩笑？現在，我相信這是真實的。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沈痛的滑稽感，魯迅說金聖嘆『化屠夫的兇殘為一笑』，魯迅沒有被殺過頭，也沒有當過右派，他沒有這種體驗。」（據金清美《豁意軒錄聞》載：棄市之日（金聖嘆）作家信，托獄卒寄妻子……獄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謗語，啟緘視之，上書曰：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沒有這種體驗」。自二零二零年起，每當思及一些稍早離世的親友，有時心中都會不期然泛過這句話，未必是代其慶幸，但也隱隱覺得，他們至少是帶着一種完好的價值觀和人世印象而離去，故也或不盡是件可哀的事。但下一代的人呢？他們的價值觀和「人世印象」又會是怎樣的一回事？重點是，若以文革為例，所謂「下一代」實不等同是汪曾祺的那一代；當汪曾祺那代人受批判時，其「下一代」多還年少，當中或有些曾參與過「造反」，或有些只是旁觀，更有些可能是根本不大了解時局狀況的；設若我們是汪曾祺的那代人，我們又如何能清楚自己的下一代到底「體驗」到了甚麼？同代人則不同，不論是受批判或批判人的，多少對彼此也會有點理解，如在上文述及的一段，汪曾祺其實也沒說那些人如今還是朋友，只用了「關係不錯」四字。而當文革過後，汪曾祺去感謝那些老同志對其「平反」所作的努力時，後者即答道：「別說這些了吧！二十年了！」同代人可以有此會心，但下一代呢？這裏所說或是掛一漏萬，但改革開放以後，在年青一代的作者中我最先讀到的，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的二元對舉、是「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的集體肯定。書讀得不多，但印象裏，在芸芸年青「名家」的作品中，能像史鐵生那樣痛剖自身過去人性中的那不堪回首的卑怯的一面，並對此深表痛悔羞慚的，似乎真的沒有多少人。錢鍾書在《幹校六記》小引中寫：「慚愧是該被淘汰而不是該被培養的感情」，誠屬知言。
我們又看汪曾祺是如何收結其文章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都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的工作的動力，一是要實證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得做一點事。二是對生我養我的故國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復對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復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汪老身在大陸，一些良心話說得最盡也恐怕只能是這樣。但我們當須記得，在文革時期，即使是親若父母手足，尚不敢輕言善良；那又何以當人一牽搭上「知識」二字後，便彷彿可以忽然善良起來了？而歷經官方所謂「十年浩劫」後，到頭來反思的結果，還是不得不嘆自己玻璃心（「人的心，是脆的」），「沒有辦法」。連寄語也要下得如此委屈，可見他也自知自己厠身之民族是何等不易諒解。而更重要是，上一代的心也許有璺，但下一代卻不見得一定有，尤其是在近年吹奏得沸沸揚揚的所謂「民族復興」底氛圍下，文革反右，恐怕也只會被感知為一種對集體苦難的克服罷了。傷痕不能免於點綴，鮮血更可謂是灑得其所。甚或可以這樣說：因為暴政，人們對彼此互相增益了理解，理解到後來，甚至也已不肯定當下處境，是否真的可以成其為一種「外在」的所謂暴政了。故汪曾祺在結尾的那句輕謂：
「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於我看也實不妨改為：
「為人者，可不慎乎。」
文章寫於1991年。他因何偏在這時有此「寄語」，相信稍知歷史者也不會不明白。而「明白」，也許是比「理解」要多幾分誠懇味道的；畢竟在今時今日，若彼此間還能勉強稱上一聲「朋友」，大抵也只是因為大家同是「明白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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