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意的「消解」與內化（The “Dissolu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Malice）

惡意的「消解」與內化
 
點解「疫情」此一議題可以咁快就得到全世界咁多人嘅肯定同endorse？道理其實很簡單。
 
若你說你是「病毒」的受害者，那麼他日當你健康真的出了問題時（是的，人生於世，誰能保證自己健康永不出問題？或說，凡有點年紀的人，又有誰能說自己的身體是全無病痛的？），你還有資格向人博下同情，大家同聲同氣咁怨下呻下；好似blame the weather咁，大家都信weather寬宏大量，你再賴佢，佢都係唔會一道雷劈鳩死你架啦。所以口頭endorse疫情，也是在購買一種人際關係上的保險，並用以證明自己對人確實是「無惡意」的（是的，我怎會對你有惡意？我只是在關心這刻你身體內的「病毒」對你的惡意而已）。
 
但當你說你是「人性」的受害者時，你得到的，就只會是旁人的疑忌和疏遠。
 
＃說人性就是滑坡嗎
＃Howdareyou
 
Feb 9, 2021
 
English version:
 
The “Dissolu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Malice
 
Why could the so-called “pandemic” issue be accepted and endorsed by so many people acoss the world in such a brief time? The reason is rather simple.
 
If you said you were a victim of the “virus”, then someday if there was truly something going wrong inside your body (indeed, as a normal human, who can assert that there would never be something going wrong with his body,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getting on in years?), you might still be considered “qualified” to fish for sympathy from others; And you all could still grumble together, just like blaming the weather, for everyone knew the weather was always lenient; no matter how you blamed it, it still wouldn’t reflexively avenge by striking you with its lightning bolt, and roasted you with it. Thus endorsing the “pandemic” verbally is in fact no different from purchasing an insurance for your incom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o as to demonstrate that you bear them no malice (yes, how could I possibly be malicious to you? I am only worrying about the maliciousness of the “virus”, which is in your body right at the moment).
 
But once you say you are a victim of the present “human nature”, then what you reap, would only be the suspicion and estrangement of the others.
#Is it a slippery slope fallacy whenever we talk about human nature?
#Howdareyou
 
Aug 18, 2021

不解釋

 

世界本來好複雜

但家陣成件事俾你哋搞到好似好簡單咁

20/4/2021

時代與神照面：聞余英時教授下世 淺白

「時代與神照面」

　　　　　　　　——聞余英時教授下世　　文：淺白

 
昨日遽聞余英時教授下世，晚生末學，不敢輕言有所承受教益。初識余教授大名是中學時的事，而就此「接觸」的過程，自覺甚值一記，學子經驗，或可供今日從事教育的師長輩參考。
 
說來蹺蹊，我初接觸到余教授的文字，不能說是正式透過其著作，而是通過一本在1986年出版，名為《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的小書，作者署名「馮衣北」，其時不知何許人，如今看來也沒必要知道。書乃敝人業師周炳華先生於中史課堂間所遺，遺時無多解說，蓋是不欲強加其觀點於學生身上也。而當時自己初修中史，尚不知「史」為何物，加之母校風氣與他校不同，老師多不會將「閱讀」視為一種發給學生的「作業」（task），看書只是看書，鮮會剎有介事般強求學生交出「見解」，故回望過去高中的那段時日，實是自己人生中一段難得可以從容讀書、從容思考的日子，也是自己看書最無包袱定見的日子。就此學風遺澤，筆者至今仍常存感念。說回該書。書中收文章七篇，頭兩篇為馮所寫，而後五篇，卻都是余教授的文字，原因無他，此書所以印行，為的就是要「駁」後者的議論。如前所言，筆者當時讀史的經驗是白紙一張，而書又是從頭看起的，故不得不謂對這位「馮衣北」極盡公平了。書中爭拗的，是史家陳寅恪晚年的「心境」。陳寅恪為一代史學泰斗，其死於文革，於中共當權者的顏面而言，實屬一極欲抹去的「污點」，因兹事蓋能大略反映其治下二十多年的中國到底是何光景是也。陳氏晚年遺下詩文，用典深晦，非淺學者可解，其稿輾轉流傳海外，為余教授所睹，深覺其詩寄興深沉，且在隱晦造語間，時有流露諷喻時局之深味，藉此或可一窺其人在置身共產中國後的「心境」實況，故在八十年代寫下《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等文，以印證中國知識分子在四九年共黨建國後遭際之慘酷。而馮氏的立論，則剛好相反，意在淡化，即欲辯說陳氏之死，純屬「不幸」（是一時「政治氣候」的不幸）；而在此「氣候」之前，黨可是對他照顧有加，而他對此也是深懷感激的喔（這語氣是刻意台式的。原作者的行文可沒那麼輕浮而易於察覺）。七篇文章皆旁徵博引，考證甚繁，對於當時如白紙一張的學子（即筆者，一笑），何能得辨孰方為有理？於今回看，其關節實有二：
 

一，是讓文字和時間說話。

二，是提供正反雙方論據之全貌，予學生自行判斷。

 
時間，指的是教者不會催促反思，而是容許學生慢慢消化、浸淫、沉澱，並在比照兩家之言後一點一點地累積、取捨，以至領略融會自己的所見與所得。而「讓文字說話」，則指教者盡可不必用他人文字來包裝自己的看法，口說要令學生「懂得思考」，實則是希望學生懂得他自己。[1] 記憶裏，筆者老師在饋送此書時，也並沒有刻意教授甚麼「批判思考」的方法，或特別點出書中的合理歪理處。他問的，只是一句：「有沒有興趣？」這其實不是隨意，而是一種信任。有興趣，其實即已意味有思考的興趣，那教者又何必多此一舉，去確保學生真有「思考」，甚至大言炎炎，說要指點其思考的「方法」呢？若問：那筆者的老師，又有否擔心過當年「天真無邪」的筆者（莫笑）會因此而被這位「馮衣北」洗腦？欲答此問，則要說到上述的第二點了。《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一書雖為大陸出版，但書末所引的余氏諸文（雖云書末，但其實是佔了整本書的大半厚度），則似無甚刪節竄定，若以國情論也可算是極其難得的了。大抵如斯明顯的線索，在學生中即使魯鈍如我，周先生也不認為是有需要着意提醒的吧。而這種「不着意」，其實是有其份量所在的，畢竟這也是因為他信得過我會對他人的文字加以消化反思，而不只是囫圇吞棗地「讀過」便算；而筆者自經歷了此一自發的比照、反思的過程後（相對於一種單向的教導或傳授），於詩於史，皆受益更深。這也是我第一次從這些「弦戰文章」中認識到歷史的黑白，原來並非如平素教科書所記的那樣分明，當中實歷經過無數的論難批駁，以及話語權的爭奪，後人繼擷採其大概，方成為如今我們「想見」的歷史。而面對「史實」，善弄文墨者實可對此作出完全相反的論述，當代人或能辨其非，但再隔數代，曲直便恐非如此了明了。事實上，當我初讀此書中馮氏的文章時，也沒有覺得特別噁心，事關馮氏之言，不少都是說得頗為冠冕堂皇的，如書序所云：「到底是把陳寅恪當成某種單純的、固有的觀念的化身，還是承認他作為一位正直的學者，不僅具有尊重事實的美德，而且也有着作為『人』的種種複雜性？」、「我倒主張雙方本着對逝者、也對生者負責的態度，通過嚴肅認真的討論，使我們對陳寅恪晚年心境的認識，逐步臻於真知」。明理人能謂以上之論為否耶？但當真正深入到詩文的討論時，細心的讀者便慢慢會發現一種「彆扭」；而這「彆扭」，指的主要還不在其邏輯，而是在其文字反映的人生觀。在此姑舉數例。如陳氏詩稿中「明清痛史新兼舊，好事何人共討論」句，馮余二人皆有提及，後者認為三百多年前的痛史之所以有「新」可言，是因為陳先生當時實是在映射中國在四九年以後的狀況。馮氏卻反駁道，所謂「新」者，指的應是陳先生當時新寫成的歷史著作。換言之，馮氏認為陳先生當時只是在抱怨沒人跟他「聊學術」，或「討論」他的新歷史著作而已。這種抱怨，在今天學術界中是否似曾相識？現今「學者」，也大可藉此衍生對陳先生「遭遇」的同理心了。如此情理，某些人或覺說得通，某些人卻不能，故說到底，是人生觀差異的問題。再舉一例。陳氏詩稿中有句云「平生所學唯餘骨，晚歲為詩笑亂頭」，余先生認為「唯餘骨」、「笑亂頭」語根本不通，是中共拙劣的改筆，原詩的字句應為「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斫頭」，馮先生卻認為詩稿中的字句無問題。一相比照，風骨和軟骨，是不是差好遠呢？最後一例，陳詩有「領略新涼驚骨透，流傳故事總魂銷」語，當中的「驚」字，馮解作「不意共產黨待我如此之厚」，還引陳與義詩「一凉恩到骨」為證。能作此引，你能說他不讀書？在此我也只想起六十年代美國抗議歌手Phil Ochs的一句歌詞：「Tears went down my spine」。Ochs政治上位屬左翼，當年也似相當仰慕過毛澤東的詩詞，只是中國的「一凉恩到骨」，他可是無緣領略的了。
 
到得大學，好奇之下也曾約略翻過余教授的《方以智晚節考》。方以智是明末遺老，有關其死亡的史實詳情，正史上的記載一直都寫得甚為含混。一般的說法，是坐化或旅途中病死，如《清史稿．方以智傳》載：「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國墓，道卒，其閉關高座時也。」《桐城耆陽傳》曰：「拜文信國墓，行次萬安歿」。余先生則認為其不死於病，而是死於殉節，即其因「粵案」遭清廷所逮後，自沉於江西萬安惶恐灘。書裏地理考證極繁，對筆者這種「地理盲」而言，自是看得頭昏腦脹，但就當中一些史學上的洞見與論證示範，至今仍留有甚深的印象：
 

「密之晚歲主持青原，不僅與文墓同在吉安府，且同在廬陵縣境，烏得云赴吉安，拜文信國墓，行次萬安歿耶？」（頁96）

「密之不病死於他處，而適卒於孤臣泣血之惶恐灘，則其事過巧，近於神話，尤令人難以置信也」（頁105）

「甲申之歲，密之不死，可以見諒於世人者也。辛亥再陷累紲，上距永歷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時而仍不惜對簿虜廷，苟延殘喘，密之雖號愚者，余知其決不出此也！」（頁107）

「密之惶恐灘死節之事，當時既因諱忌之故，未能顯白於世，數代後知之者愈鮮。然其事亦未盡失傳……此即《桐城耆陽傳》及《清史稿》所言『拜文信國墓，行次萬安歿』之說也……此說之為子虛烏有，固不待辨。然編造此故事者必為深悉密之死事之人，故特留此極明顯之破綻以透露密之殉難之內幕耳。」（頁113）

 
觀此論證，像筆者這類自謂讀history者，安得不慚？就上所引，余先生之治史有考證，但亦有知人論世；而更令人動容的，是他留意到清代的修史者有意在正史裏留下明顯不合理的線索，以俟後人發微查考，可見即使是當時受迫作偽史者，亦會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其良心是也。像這些實在的讀史的得着，又豈是當年通識科那般煞有介事地要教人「批判性思考」，但實則只是要你學「describe the graph」、砌「concept」可比？而為人師者，到底是該引導學生虛心看一本書，抑或只是「求其」塞給他們一些「試場精讀」、「古今例子集成」，何者為對學子「負責任」的表現，誠實人自不難分辨。
 
余教授著作等身，以上所寫，不啻只屬一鱗半爪。然就此「一鱗半爪」，筆者亦自受益不淺了。額外值得一提的，是其於七十年代發表的經典文章〈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1975）。此文表面闡述中國歷史上儒學的法家化過程，但實則亦是暗喻當時內地的文革劫難。大抵漢代在今日文憑試中史課程裏仍屬必修範圍，故若想明了何謂陽儒陰法，此文學子實不妨一讀。在《歷史與思想》序中，余教授曾引蘭克（Leopold von Ranke）名句「Every epoch was immediate to God」，意謂每一時代其實都是直接「與神照面」、「為神可即及」的；而儘管學者在建構歷史時必不能不有所去取，但為史者必須牢記於心的，是在上述一前提下，各時代在本質上的平等：它們皆是有其獨特的、值得研究的價值和意義，而任一時代之史料是如何支離闕漏，此亦不應成為史家可對其輕忽、不作鈎沉的託辭。筆者不敢謂余先生是服膺於蘭克的史觀，但觀乎先生對陳寅恪與方以智之耙梳考證，此精神可謂是得着最佳的體現。序裏亦提到所謂知識分子（intellectual）與知識從業員（mental technician）之別，「知識從業員卻不必然是一個知識分子」，此論不新，然亦實足鑑戒。自顧讀書四年，學問愧無長足，昨日驟聞余教授下世，自度過去所讀所思種種，不嘗稍加整理，未免不安，故匆促草就此文，亦順帶以感昔日吾師贈書之德也。
 
辛丑年六月廿八（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

[1]即莊子所謂「學以為人，教以為己」是也。

"Lastly, what is history for?... My answer is that history is 'for' human self-knowledge. It is generally thought to be of importance to man that he should know himself: where knowing himself means knowing not his merely personal peculiarities, the things that distinguish him from other men, but his nature as man. Knowing yourself means knowing, first, what it is to be a man; secondly, knowing what it is to be the kind of man you are; and thirdly, knowing what it is to be the man you are and nobody else is. Knowing yourself means knowing what you can do; and since nobody knows what he can do until he tries, the only clue to what man can do is what man has done. The value of history, then, is that it teaches us what man has done and thus what man is."

-R. G. Collingwood

Phil Ochs' 1966 album “Phil Ochs In Concert” back cover:

附識當年戲作一首，沒甚理會平仄格律，僅錄以留念。

〈初讀陳寅恪詩有感謅成一絕〉

晴窗確鑿又新涼

風息嶺表雲未央

舊蔭遺棠徒新態

人間何堪證迴腸

丙申八月二十作。（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兼錄方以智詩三首：

〈獨往〉

同伴都分手，麻鞋獨入林。

一年三變姓，十字九椎心。

聽慣干戈信，愁因風雨深。

死生容易事，所痛為知音。

〈萬安胡明府為詳移柩歸山，感泣書謝〉

孤雲一任往來飛，峯頂原無家可歸。

只為世間存隻履，名山負土欲依依。

撒手懸崖月日長，可憐身後始還鄉。

感君一紙淒涼話，寫盡羈人淚幾行。

〈上巳詩〉

老少浮杯洗布襟，蘭亭俯仰一長吟。

快遊何事談生死，是日相逢無古今。

石漱泉聲遮客語，山收潭影見天心。

隔年黃葉隨花落，點破青青松竹林。

《狗臉的歲月》 飲江

《狗臉的歲月》　飲江

我們是老師喜歡又常常教她頭痛的學生
常常對歲月扮狗叫
把青春所誤解和誤解的青春
一併當做籬笆外陌生的掮夫
過路的捏面人
與及攤檔前攜我們浪游又置我們於腳跟的玩伴
我們聽隨歲月的鐘聲噹噹拷打成長的關節
報復一切寵愛我們的規則
咬著父親的煙斗
穿戴母親的奶罩
跟社監的女兒私會
碰面﹑碰觸
讓她們觸摸我們的也觸摸她們的 ……
那種欠缺既悲傷又美妙
一個陀螺叠著一個陀螺轉
像魔幻像奇蹟
像驟來的惡作劇洋蔥般層層剝開
笑出來的淚難以言喻又難以言詮
可總比長途車上吸一口噴一口的煙更明淨
比日漸一日傾倒在小溪流一灘灘一噸噸的顏料
更皎潔
我們年紀小小就懂得萌生種種慾望
為了伸直手臂也攀摘不到的星星
為了滾動深海隆隆幻變的巨石
為了老年時回憶的斑斑青草
為了有朝一日
我們又手攜手
回到蟋蟀四起的墳頭
我們常常對歲月
扮狗叫
為了穿越種種禁忌，愛戀
貧困﹑戰爭
夢想與幻滅
屈辱又平反
為了一個陀螺繞著一個陀螺轉
我們常常
對歲月
扮狗叫
哪怕被父親拷打
屁股斑斑
哪怕天地不仁
不幸的日子要像狗一樣跑
狗一樣活
哪怕遭到歷史的誤會
我們作為多餘的人，說出了多餘的話，又面對行刑槍隊
我們，我們汪汪而吠沒有
沒有一個議論滔滔從善如流，然後
出賣朋友

明白人

明白人　　文：江離
 
近讀汪曾祺的〈隨遇而安〉，心中頗感不是滋味。不只因為有見他事隔十多年，仍是得將當年受批鬥的事略，說得如此隱忍含蓄，意見又表達得如此委婉；更是因為即使是非曲直了明，但其行文間仍是處處不忘要替當年某些助紂為虐者的行為，予以一定程度的迴護和諒解：
 

「開了多次會，批判的同志實在沒有多少可說的了。那兩位批判『仇恨．輕蔑．自豪』和『綠色的呼吸」的同志當然也知道這樣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綠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詩人，他當然知道詩是不能這樣引申解釋的。他們也是沒話找話說，不得已。我因此覺得開批判會對被批判者是過關，對批判者也是過關。他們也並不好受。因此，我當時就對他們沒有怨恨，甚至還有點同情。我們以前是朋友，以後的關係也不錯。」

 
朋友？這裏透露的恐不儘是一種「大方」而已。《論語》說「友直、友諒、友多聞」，少時不求甚解，以為「諒」是指體諒，殊不知其原意是作誠實解。他人誠實未必可知，但自己的誠實總是可掌握的。尤其是經過了那廿多年，當驚覺一些曾經認識的朋友，原來也是可以有如此自己不認識的一面時，那就更不可輕然否定了。我就此也只想起盧梭的話：
 

「We no longer dare seem what we really are, but lie under a perpetual restraint; in the meantime the herd of men, which we call society, all act under the same circumstances exactly alike, unless very particular and powerful motives prevent them. Thus we never know with whom we have to deal; and even to know our friends we must wait for some critical and pressing occasion; that is, till it is too late; for it is on those very occasions that such knowledge is of use to us.」(A Discourse on the Moral Effect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translated by G. D. H. Cole)

 
時窮節乃現，患難見真情，這種「知識」（knowledge）的份量不可謂不重。但同樣，當目見着一個時代裏的人的那種集體道德上的缺席時，面對此一「知識」，人又是否可坦然地裝作懵無所知呢？正如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 在《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一書中提到：
 

「我們難道不該嘗試終結人對人的剝削嗎？……但如今我們準備回顧那熱血與思想正確的青年時期，就像德國年輕人注目並且追問他們老邁的雙親：『我們過去聽從什麼樣的犯罪指令？』『難道我們能說自己毫不知情？』」（余曉嵐等譯）

 
上世紀的反右和文革，固是以爭權為肇端，但究其本質，其實都是為了折辱士風、殘虐尊嚴，以鏟削消磨人性中的良善，並離析人際間本存的同情和惻隱而策動。而就其客觀效果而言，也不得不說是極為成功的了，皆因自此「先例」以後，凡所謂「持異議者」，便不再只是與「上」作對，而更是與「民」為敵了。故當碰着政權這一如是堅強的「後盾」時，明理者如汪曾祺，也只能儘量「想開些」以自寬。文中稍露當時「受屈」後人的真實反應的，是引述金聖歎的這一段：
 

「我當時的心情是很複雜的。我在那篇寫右派的小說裡寫道：『……她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裡，見到愛人說，『定成右派了』，臉上就是帶著這種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笑。我想起金聖嘆……金聖嘆給兒子的信中說：『字諭大兒知悉，花生米與豆腐乾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說這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臨刑之前，怎能開這種玩笑？現在，我相信這是真實的。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沈痛的滑稽感，魯迅說金聖嘆『化屠夫的兇殘為一笑』，魯迅沒有被殺過頭，也沒有當過右派，他沒有這種體驗。」（據金清美《豁意軒錄聞》載：棄市之日（金聖嘆）作家信，托獄卒寄妻子……獄卒以信呈官。官疑其必有謗語，啟緘視之，上書曰：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官大笑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沒有這種體驗」。自二零二零年起，每當思及一些稍早離世的親友，有時心中都會不期然泛過這句話，未必是代其慶幸，但也隱隱覺得，他們至少是帶着一種完好的價值觀和人世印象而離去，故也或不盡是件可哀的事。但下一代的人呢？他們的價值觀和「人世印象」又會是怎樣的一回事？重點是，若以文革為例，所謂「下一代」實不等同是汪曾祺的那一代；當汪曾祺那代人受批判時，其「下一代」多還年少，當中或有些曾參與過「造反」，或有些只是旁觀，更有些可能是根本不大了解時局狀況的；設若我們是汪曾祺的那代人，我們又如何能清楚自己的下一代到底「體驗」到了甚麼？同代人則不同，不論是受批判或批判人的，多少對彼此也會有點理解，如在上文述及的一段，汪曾祺其實也沒說那些人如今還是朋友，只用了「關係不錯」四字。而當文革過後，汪曾祺去感謝那些老同志對其「平反」所作的努力時，後者即答道：「別說這些了吧！二十年了！」同代人可以有此會心，但下一代呢？這裏所說或是掛一漏萬，但改革開放以後，在年青一代的作者中我最先讀到的，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的二元對舉、是「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的集體肯定。書讀得不多，但印象裏，在芸芸年青「名家」的作品中，能像史鐵生那樣痛剖自身過去人性中的那不堪回首的卑怯的一面，並對此深表痛悔羞慚的，似乎真的沒有多少人。錢鍾書在《幹校六記》小引中寫：「慚愧是該被淘汰而不是該被培養的感情」，誠屬知言。
 
我們又看汪曾祺是如何收結其文章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都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的工作的動力，一是要實證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得做一點事。二是對生我養我的故國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復對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復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汪老身在大陸，一些良心話說得最盡也恐怕只能是這樣。但我們當須記得，在文革時期，即使是親若父母手足，尚不敢輕言善良；那又何以當人一牽搭上「知識」二字後，便彷彿可以忽然善良起來了？而歷經官方所謂「十年浩劫」後，到頭來反思的結果，還是不得不嘆自己玻璃心（「人的心，是脆的」），「沒有辦法」。連寄語也要下得如此委屈，可見他也自知自己厠身之民族是何等不易諒解。而更重要是，上一代的心也許有璺，但下一代卻不見得一定有，尤其是在近年吹奏得沸沸揚揚的所謂「民族復興」底氛圍下，文革反右，恐怕也只會被感知為一種對集體苦難的克服罷了。傷痕不能免於點綴，鮮血更可謂是灑得其所。甚或可以這樣說：因為暴政，人們對彼此互相增益了理解，理解到後來，甚至也已不肯定當下處境，是否真的可以成其為一種「外在」的所謂暴政了。故汪曾祺在結尾的那句輕謂：
 

「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於我看也實不妨改為：
 

「為人者，可不慎乎。」

 
文章寫於1991年。他因何偏在這時有此「寄語」，相信稍知歷史者也不會不明白。而「明白」，也許是比「理解」要多幾分誠懇味道的；畢竟在今時今日，若彼此間還能勉強稱上一聲「朋友」，大抵也只是因為大家同是「明白人」而已。
 

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後記：原來才過了兩年。有時也想，當年寫下這些東西，到底有甚麼價值。但轉念又想，自二零年以後，像這樣的一點「東西」，在別的香港人筆下，我至今似乎仍不太感覺有讀到過。那麼在耐心等候同時，至少還有自己的「東西」可以偶然拿出來看看。這大概也是好的。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