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表相與人文反思 － 讀黃春明的〈兩個油漆匠〉

「人道」表相與人文反思

　　　　　　　　　　　　　讀黃春明的〈兩個油漆匠〉　　文：江離

 

　　〈兩個油漆匠〉是台灣小說家黃春明的名篇，發表於1971年，寫的是兩個台灣的農村青年在社會實現了急劇的現代化後，其前往城市謀生的經歷，以及他們最終的悲劇命運。作為六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代表人物，黃春明的作品一向被評論稱譽為「具有深廣的人文視野和關懷」，但當中「人文」所指為何，論者似乎多傾向於將之從略，鮮見有人會就此作進一步的闡釋。誠然，闡釋並不一定能帶來意義，而強行套加定義，也很容易會忽略了「人文」二字本身的包容性。本文以「人文」為題，也非是要對所謂「人文主義」作一番學術式的追源溯流，而是純粹因為筆者在閱讀時偶然對「人文」和「人道」這兩組素來看似互通的詞語生發了不同的感受，而此感受的分別，又自覺頗適合用作這篇小說的討論切入點。簡單地說，今時今日每當我們說到「人文精神」時，我們通常指的，是一種對普遍人性的關懷和慈悲，或如古羅馬劇作家泰倫提烏斯（Terence）所言：「我是人，且我認為沒有任何有關『人』的事情是與我無關的。」（Homo sum,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 or "I am human, and I consider 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反觀「人道」，儘管此詞本身不帶貶意，卻總易教人想起「人道罪行」、「人道毀滅」，或「人間正道是滄桑」之類的老話，若換英文說句，是「ways of human」，當中的所謂「道」，其實隱含着一種無情的意味。而〈兩個油漆匠〉故事裏最深沉和反諷的地方，正正就是在於它揭示了所謂的「人道」考量，竟會直接促成了一場原可避免的悲劇的發生。在故事裏，主角猴子是一名長時間在高空工作的髹油工人，而他在下班後和朋友阿力攀上高處未建好的陽台，純粹是想吹吹風，宣洩一下工作的苦悶。但他此舉卻隨後被地面的群眾誤認為意圖自殺，最終在警察和傳媒重重圍困的壓力下，二人因「人道」考量而被「褫奪」了自行安全離開高台的選項，終使猴子一時失足，釀成慘劇。故讀後不禁教人思考，何謂人道？而黃春明在此小說中，又是如何以人文對應「人道」的？

 

　　〈兩個油漆匠〉的故事設定在一個虛構的「祈山市」內，虛構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但此城市顯然甚有現實中台北巿的影子。小說甫開始時便運用長鏡頭刻畫了一個大都市在經歷了現代化後的迭變和「氣派」，例如從前不常見的高樓大廈，如今已成為城市面貌的一種標記。而在芸芸風景中作者特別着墨的，是一面不知何故被建成的巨牆。有趣的是，作者一開始並沒有交代它的用途，而在平常人眼中，它彷彿是無緣無故地「形成」，無緣無故地存在，只不過是後來才給「吉士可樂」看中用它來賣廣告的。換句話說，在作者的藝術經營裏，這面巨牆的原初建造意義是不明的，而弔詭的卻是，故事偏又提到有報紙說它「似乎是活着的」。無疑，巨牆在這裏是作為一種文明的「象徵」，而現代文明，也理應是排拒迷信的；但實際上，我們看到該「象徵」卻是需要倚賴傳媒將之神話化（mythicize）或奇蹟化（miraculize），以保持其本身的魅力和存在的正當性。而黃春明在小說開首所揭示的，正正就是這種在現代化的潮流表象下人性所流露的虛妄。由此我們便能理解為何他要這樣細緻描寫人們經過巨牆時的情形：當人們從另一邊乘車迎面遇上它時，由於經過的橋身是拱背式的，故當車輛駛過了橋的中段開始下滑時，車上的人便會有一種巨牆朝自己倒塌的錯覺。說白了，這是「文明」給人的下馬威。接着小說的鏡頭再接駁到兩位身處高空的主角，突顯了他們是如此卑微地寄生於這種「象徵」之上，且一直都在此「文明」虛妄的表相下存活。可見，作者在一方面呈現「人道」（ways of human）的同時，另一方面也是以此來襯托在「人道」當中生存的人，這毋寧是一種人文關懷的體現。

 

　  而整篇小說最引人深思的，便是結尾主角猴子的悲劇了。平心而論，造成此結果的成因有許多，但小說裏特別側重的，除卻警察和談判專家的所謂「人道」考量外，還有傳媒在事件中的作用。這裏先說前者。猴子最後之所以無法自由地離開高台，主因是在於他因一時的憤激，說了句晦氣話「當心我跳下來壓死你們」，成為了人家的口實，體制的執行者得以扼殺其往後表達思想的權利，像那警察杜組長所說，「不能相信想自殺的人的話」，「這才是人道啊」。同時，前來協助的警察其實也不是真心想幫助高台上的二人，而是想保證自己能撇清責任（如杜組長質問記者「你能負這個責任嗎」）。由是，因為「職責所在」，「人道」和「責任」成為了限制和壓迫他人的手段。至於傳媒的追訪，亦是釀成慘劇的重要原因，如小說所述，「連串採訪的強光，使他們除了對方外就甚麼都看不見」，直接增加了現場環境的危險性。而電視台的全國直播，亦為二人構成巨大壓力，擔心鄉下的家人會在電視中看到自己。到悲劇終於發生時，猴子一個倒栽掉下高台，接着鏡頭一轉，比照了在未建好的燈罩內蜷縮一團，彷彿是復歸「胎兒」形相的阿力，然而在一片嘈雜中記者呼喊的「Camera」之聲卻不住攀升。無疑，「Camera」在此處所追求的已不是事實真相的呈現，而是一種「觀看他人痛苦」的細緻度。故在此也不禁令人反問，一味放大他人的痛楚，到底是在維護一種怎樣的公眾知情權？而〈兩個油漆匠〉這篇小說最大的意義，就是在於其戳穿了所謂「人道」和「文明」的表相。誠然，文學的可貴，正是在於其能夠正視和反思現實中各種冷酷和荒謬的事情，而人文的「文」，也絕不等同於文過飾非的「文」。而這種堅持對現實作赤祼刻畫的態度，也教筆者想起了十多年後歌手羅大佑所寫的一段歌詞：

 

「或許你將會真的發現一些奇蹟／只要你拋開一些面子問題」

「或許你將會發現人生還算美麗／只要你拋開一些面子問題」

－（〈現象七十二變〉）

 

　　是的，一件事情處理得「文明」或「人道」與否，有時或真會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但更多時候，這其實只是人的「面子問題」而已。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