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死過許多次的中文 也斯
我對父親的印象已經模糊了，只記得當日母親抱起我，讓我把一張黃紙貼在他冰冷的額上。那時我大概是四歲。我記得火焰中焚燒的紙箔，那化為灰燼以前冥黑的符字間忽然竄起的火舌，以及反常的寂默中那還未說得出名字的恐懼。後來我從大人們竊竊私語間漏出的句子隱約聽說，他在三日後回魂之夜歸來，由於懊惱母親沒有閑在家裡陪他，生氣地推翻了一桌拜祭的菜餚。儘管事後大家眼見酒菜依然好端端放在那裡，卻有不只一個大人聲稱他們確實聽見桌椅翻倒、杯盤墮地粉碎的響亮聲音。我通過大人的閒話去知道現實，到頭來聽到的是，在眼見的現實背後還有另一個不可知的世界。
我母親當時沒有留在屋內，是因為她聽從親戚勸說留在不遠處父母大屋那兒。她是一個孝順的女兒，終身照顧父母和兄弟，遵照傳統的教導做一個盡責的長女。我的外祖父是國民黨政府官員，在一九四九年政局變化時從廣東來到英國人統治下的香港。帶着傳統文人落難的退隱心情，他在港島南端經營了一個小小的農場，採木瓜與石榴於東籬之下，悠然對着南塱山，種菜和養雞維生。我年輕耿介的父親一直找不到工作，最後也與母親搬到農場旁邊一所小屋暫住，耕種自己的菜地，失意加上纏疾延醫，卒令他到頭來鬱鬱而終。我外祖父是一家之主，支使家人勞作，閒時朗誦古文，或敘說廣東才子倫文序、陳夢吉等人巧聯妙對，以文字戲弄鄰里的逸事。外祖父寫得一手端正的好字，每年過節總有鄉里來求他寫揮春對聯，他也引以為傲，老喜歡說當年在大陸的光榮歷史。逢年過節，便有舊日的下屬前來送禮，母親和舅舅們回憶昔日大陸大宅空房裡怎樣堆滿了人家送來的月餅，而大舅偷偷逐個挖出蛋黃吃掉也沒人發覺。外祖父流落香港小島老不甘心，有點鄙視此地沒有文化，他緬懷昔日的人情與鄉俗，也想在眼前這小小的王國延續往日典範。但我自小就開始反叛這些規矩了，當我知道他們不讓我母親在初一踏進大屋門檻，只嫌她是出嫁守寡的女兒，迷信那會帶來噩運。如果我父親在生，或許他也會繼續反叛這種鄉俗的迷信。在農場一所鐵屋裡，我找到整個閣樓的舊書，都是我父母和舅舅帶來香港的。其中有魯迅和韜奮，有翻譯的莎士比亞和舊俄小說，有童話和古典小說，也有五○年代在香港流行起來的武俠、偵探、幽默等流行雜誌。我書看得很雜，不快樂的時候就躲進書本的世界，想從那種種混雜的文字裡尋找一些現實世界沒有的東西。混雜的文字也提供了不同的看待現實的態度。我在夾縫中摸索，也試看據說是我父親崇拜的一些左翼作家的文集，但那些文字我沒法看下去。我寧願看言情小說、看翻譯小說、看張愛玲。
我外祖父閱讀右派的《香港時報》與《華僑日報》，每年十月十日，這些報紙會附送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並且刊登蔣介石在台灣的總統文告，預言將要「反攻大陸」，於是我的外祖父就會興奮起來，肯定「必然是今年了！」他熟悉陰陽五行、堪輿風水。而且還每年推敲「通勝」，估算國家和個人的運程。他在一張張草紙上用毛筆為人批命，仿如文字的威嚴祭師，但我總半信半疑。不過如果我對於外祖父政治與迷信的文字心懷抗拒，我也不完全投入父親尊崇的烏托邦話語。那些冗長的句子、生僻的字眼、煽情武斷的攻擊，彷彿也屬於一個正在逝去的時代，那些文字好似也與我父親一起下葬了。留下來的是翻譯和創作小說中影影綽綽的人物與故事，以及用灰棒撩撥可以從灰燼中冒出火舌的句子。於我比較親近的，還是母親與阿姨在家中一邊糊火柴盒或串珠鍊維生、一邊比賽背誦古典詩文的聲音。白居易〈長恨歌）、杜甫〈兵車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陵〈答蘇武書〉、諸葛亮〈前出師表〉、蘇東玻〈前、後赤壁賦〉，都是你一句、我一句地琅琅上口，有時背錯了從頭來過，有時忘記了又爭相補充，那古老的敘事在眼前鋪展，為艱苦瑣碎的勞活增添生氣。不同於外祖父緬懷昔日的光榮，或者父親偏激成疾鬱鬱而終，母親實事求是地從卑微的工作做起，維持生計。不忘從狀寫人生不同處境與態度的文宇得到樂趣。
等到母親支持我從小學和中學唸上去，我卻一直沒法從學校的教育得到這樣的樂趣。我們在香港長大，說的是廣東粵語的方言，在學校學習書寫白話，社會上重視的卻是英文。這種二文二語的處境，說出了我們的紛雜的文化狀況，但這還不是最大的問題。嚴重的問題是，學校課本與現實生活脫節。英文課本用的是印度或馬來西亞的教材，舉例用的是香港所無的橡膠園或熱帶果物。歷史科迴避了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用英文撰寫的科學課本令程度不好的同學忙於背誦艱深的生字，永遠沒法把科學觀念與日常現實連在一起想。在中國文學和語文科內，由四九年後南來教育工作者所編選的課本，選擇了艱深的古文、或者五四早年新文學作家的載道言志之作，以表達他們故國之思、以及一種不涉政治的對中國文化的朦朧景仰。在保守的教學方法以及嚴苛的考試制度之下，訓練了學生學習艱深詞語、分析修辭、以及背誦作者生平與典故的能力，卻不注重獨立思考與使用文字的創意。學生聽上一輩南來的老師講〈風雪中的北平〉、〈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對課本中提到的地點茫無所知。在這樣一種教育制度中長大，當我嘗試開始去觀察和書寫我生活其間的城市，尤其感到難有先例可援。
教科書用文字建構的中國是個陰影幢幢的符號帝國，我逃學出來，在香港市區的街頭閒蕩，思量眼前的臉孔與招牌跟那另一個遙遙地懸壓在頭上的世界有甚麼聯繫。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電台廣播的「天空小說」逐漸讓位給數量更多的不同政治立場的報紙和它們的連載。我在新創辦的《明報》上讀到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作者把舊文學的修養和中國文化的知識，以生動的人物和戲劇性情節編織成新的傳奇，而且愈寫下去愈遠離了民族主義的主題和傳統意義下的英雄角色，似乎當時只有在香港這文化環境中才可以進行這樣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變異。與這同時我在《新生晚報》上讀到高雄用粵語寫香港市井生活的《經紀拉日記》。不光是它所用的語言和文學形式，它的內容和題材都很明顯地顯示了跟過去中國大陸文學作品的不同態度。我當時更喜歡的是在《星島晚報》上讀到張愛玲的連載小說，還有劉以鬯一方面在報上連載流行小說、一方面寫實驗性意識流小說，「娛人」與「自娛」的作品，通俗和前衛的故事，在香港開始無分彼此地同存在於傳媒的公共空間裡。我從母親的女性和家庭雜誌讀到更多新派都市愛情小說，從新創刊的文藝雜誌讀到現代詩，但當我在課室裡試尋一種現代中文去抒寫現代都會感受時，過去在北大畢業的年邁老師卻總要給我加上四字成語令我的文字顯得老練，並且老是給我打上「丙減」的分數。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既是民族主義思潮最激昂的年代，也是最西化的階段。激情的擁抱或是極端的輕視，都同樣未能令我們對文字更加親近。一九七四年我跟同代一些友人，分別帶着忐忑的心情初次回到剛剛開放讓人探親的大陸。眼見的中國跟書本上的中國截然不同。傍晚的食店外面排着長長的隊伍，店裡大幅陰森的批林批孔布條下，人們在低頭吃飯。寒夜的旅舍裡我攤開白天從新華書店買回來的新書，沒一頁文字看得下去。回來時海關看了我拍攝的照片，說拍攝的畫面裡沒有完整的整幅標語，要把照片沒收。我抗議說：「我不是要拍攝標語啊，」對方輕蔑地不言語了。我愈加感到我們的距離。我對標語式的中文，不管破碎或是完整，都難以感到它們有自己的生命。中文的文字已死過許多次，難保不會再度被人在它額上貼上符咒，哀悼它的死亡。
我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學習使用中文寫作，自然也感受到連帶着中文而來的纍纍重壓。我漫步在這個我開始去認識的城市，並且思量怎樣可以變化這麼蒼老的文字去抒寫這新澀的城市。這海港城市由於旅人來往，也帶來不同的各類訊息。在中環和尖沙咀的大型書報攤，花花綠綠的書面之間，我也發現了《常青評論》、《村聲週刊》、《前衛》、甚至冷僻的《波蘭》雜誌等等漏網之魚。於是自己去訂閱小雜誌和冷門叢書、聽民歌和抗議歌謠，看文化協會和私人影室放映的歐洲電影，這拓寬了我們教育中所欠缺的視野，令我們知道更多當代不同文化中人們如何使用文字。我在六十年代開始翻譯了許多法國、美國、然後是拉丁美洲的前衛作品，也許是為了想試練中文其他的可能性吧。這也幫助我嘗試去發展去重塑我手上的文字，變成口語、歌謠、細描、批評或是魔幻的想像，從不同方向去試寫我的城市。奇怪的是，從異鄉的文字，竟然又有隱秘奇怪的線索把我引回中文。不管是比尼克詩人加里‧史迺德（Gary Snyder）或是澄澈的沉思的墨西哥詩人奧大維奧‧帕斯（Octavio Paz），更不用說我後來細讀的范諾羅沙（E.Fenollusa）和龐德（E.Pound）。有趣的是，他們對中國文字的討論，從異鄉的帶點誤解的角度開始，未嘗不可以錯有錯着。令我想回頭重看已經過份習慣的古典詩文。漢字獨特的圖像性和不準確性，更有利於令它成為墓碑與符咒？抑或是隱密的爪痕、狼煙的訊號？讓更多不同文化來參與誤讀，就會令我們失去了高貴的純粹了嗎？抑或可以衝擊我們屢屢要變得靜止的文字再次開發出活力來？
在今日的香港使用中文，往往更得冒着在商品化和政治化的潮流中出生入死的危險。商品化和政治化，都令文字趨向單調、想像變得枯萎。有許多文字和它引發的多層次的感情，逐步由於教育的忽略、出版的單元化，而逐步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去年一位著名的粵劇紅伶（粵劇豐富的文字和想像也正是一種逐步被迫消失的藝術）新馬師曾逝世，報刊逐日連篇報導家庭成員爭奪家產、互相攻訐的細節。報刊記者變成跟蹤揭秘的探子，捕風捉影地渲染未經證實的醜聞，甚至參與挑撥是非，製造煽情新聞。今日的文字更多地用於描寫葬禮的排場，羅列焚獻給死者的紙扎花園洋房、名牌汽車和各種奢華祭品。死亡也可以變成一種景觀。正如在另一個極端，當我們看到中國大陸上判了死刑的犯人集體在電視前面神色自若地揮手，我們份外感到死亡好像是不重要的，只是戲劇景觀而己。在商業電影和政治實況中，人的死亡都好似輕賤如草芥。不尊重死又如何可以尊重生呢？文字也變得只能附和去營造景觀，失去了反省和思辨的能力麼？
最近一些香港藝術家在北角油街原政府物料供應處發展了畫室和展覽場所，好似是想利用都市空間的多元性去發展文化空間。近期一個展覽，是利用原來的政府殮房，做一個關於死亡的展覽。可惜的是空間雖然新奇，實際的展覽卻缺乏深思與想像。有關死亡的圖像也不外是骷髏與神位，文字也沒超出四字成語的習見思維。近一兩年香港出版和言論的自由未見抑遏，但在混雜和互相攻訐的文字底下卻更暴露了視野的狹隘和想像力的衰竭。文字也同樣可以變成僅是商業促銷的口號標語，正如政治宣傳的口號標語一樣。在今天的報上，在漸趨單一化的文字成品中，我們也同樣不斷目睹這種文字的死亡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不同地區用中文創作的人，正是面對這種死亡開始創作的。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零零零年四月改定。
原刊《文學世紀》第三期，第 46-48 頁，二○○○年六月。
我對父親的印象已經模糊了，只記得當日母親抱起我，讓我把一張黃紙貼在他冰冷的額上。那時我大概是四歲。我記得火焰中焚燒的紙箔，那化為灰燼以前冥黑的符字間忽然竄起的火舌，以及反常的寂默中那還未說得出名字的恐懼。後來我從大人們竊竊私語間漏出的句子隱約聽說，他在三日後回魂之夜歸來，由於懊惱母親沒有閑在家裡陪他，生氣地推翻了一桌拜祭的菜餚。儘管事後大家眼見酒菜依然好端端放在那裡，卻有不只一個大人聲稱他們確實聽見桌椅翻倒、杯盤墮地粉碎的響亮聲音。我通過大人的閒話去知道現實，到頭來聽到的是，在眼見的現實背後還有另一個不可知的世界。
我母親當時沒有留在屋內，是因為她聽從親戚勸說留在不遠處父母大屋那兒。她是一個孝順的女兒，終身照顧父母和兄弟，遵照傳統的教導做一個盡責的長女。我的外祖父是國民黨政府官員，在一九四九年政局變化時從廣東來到英國人統治下的香港。帶着傳統文人落難的退隱心情，他在港島南端經營了一個小小的農場，採木瓜與石榴於東籬之下，悠然對着南塱山，種菜和養雞維生。我年輕耿介的父親一直找不到工作，最後也與母親搬到農場旁邊一所小屋暫住，耕種自己的菜地，失意加上纏疾延醫，卒令他到頭來鬱鬱而終。我外祖父是一家之主，支使家人勞作，閒時朗誦古文，或敘說廣東才子倫文序、陳夢吉等人巧聯妙對，以文字戲弄鄰里的逸事。外祖父寫得一手端正的好字，每年過節總有鄉里來求他寫揮春對聯，他也引以為傲，老喜歡說當年在大陸的光榮歷史。逢年過節，便有舊日的下屬前來送禮，母親和舅舅們回憶昔日大陸大宅空房裡怎樣堆滿了人家送來的月餅，而大舅偷偷逐個挖出蛋黃吃掉也沒人發覺。外祖父流落香港小島老不甘心，有點鄙視此地沒有文化，他緬懷昔日的人情與鄉俗，也想在眼前這小小的王國延續往日典範。但我自小就開始反叛這些規矩了，當我知道他們不讓我母親在初一踏進大屋門檻，只嫌她是出嫁守寡的女兒，迷信那會帶來噩運。如果我父親在生，或許他也會繼續反叛這種鄉俗的迷信。在農場一所鐵屋裡，我找到整個閣樓的舊書，都是我父母和舅舅帶來香港的。其中有魯迅和韜奮，有翻譯的莎士比亞和舊俄小說，有童話和古典小說，也有五○年代在香港流行起來的武俠、偵探、幽默等流行雜誌。我書看得很雜，不快樂的時候就躲進書本的世界，想從那種種混雜的文字裡尋找一些現實世界沒有的東西。混雜的文字也提供了不同的看待現實的態度。我在夾縫中摸索，也試看據說是我父親崇拜的一些左翼作家的文集，但那些文字我沒法看下去。我寧願看言情小說、看翻譯小說、看張愛玲。
我外祖父閱讀右派的《香港時報》與《華僑日報》，每年十月十日，這些報紙會附送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並且刊登蔣介石在台灣的總統文告，預言將要「反攻大陸」，於是我的外祖父就會興奮起來，肯定「必然是今年了！」他熟悉陰陽五行、堪輿風水。而且還每年推敲「通勝」，估算國家和個人的運程。他在一張張草紙上用毛筆為人批命，仿如文字的威嚴祭師，但我總半信半疑。不過如果我對於外祖父政治與迷信的文字心懷抗拒，我也不完全投入父親尊崇的烏托邦話語。那些冗長的句子、生僻的字眼、煽情武斷的攻擊，彷彿也屬於一個正在逝去的時代，那些文字好似也與我父親一起下葬了。留下來的是翻譯和創作小說中影影綽綽的人物與故事，以及用灰棒撩撥可以從灰燼中冒出火舌的句子。於我比較親近的，還是母親與阿姨在家中一邊糊火柴盒或串珠鍊維生、一邊比賽背誦古典詩文的聲音。白居易〈長恨歌）、杜甫〈兵車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陵〈答蘇武書〉、諸葛亮〈前出師表〉、蘇東玻〈前、後赤壁賦〉，都是你一句、我一句地琅琅上口，有時背錯了從頭來過，有時忘記了又爭相補充，那古老的敘事在眼前鋪展，為艱苦瑣碎的勞活增添生氣。不同於外祖父緬懷昔日的光榮，或者父親偏激成疾鬱鬱而終，母親實事求是地從卑微的工作做起，維持生計。不忘從狀寫人生不同處境與態度的文宇得到樂趣。
等到母親支持我從小學和中學唸上去，我卻一直沒法從學校的教育得到這樣的樂趣。我們在香港長大，說的是廣東粵語的方言，在學校學習書寫白話，社會上重視的卻是英文。這種二文二語的處境，說出了我們的紛雜的文化狀況，但這還不是最大的問題。嚴重的問題是，學校課本與現實生活脫節。英文課本用的是印度或馬來西亞的教材，舉例用的是香港所無的橡膠園或熱帶果物。歷史科迴避了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用英文撰寫的科學課本令程度不好的同學忙於背誦艱深的生字，永遠沒法把科學觀念與日常現實連在一起想。在中國文學和語文科內，由四九年後南來教育工作者所編選的課本，選擇了艱深的古文、或者五四早年新文學作家的載道言志之作，以表達他們故國之思、以及一種不涉政治的對中國文化的朦朧景仰。在保守的教學方法以及嚴苛的考試制度之下，訓練了學生學習艱深詞語、分析修辭、以及背誦作者生平與典故的能力，卻不注重獨立思考與使用文字的創意。學生聽上一輩南來的老師講〈風雪中的北平〉、〈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對課本中提到的地點茫無所知。在這樣一種教育制度中長大，當我嘗試開始去觀察和書寫我生活其間的城市，尤其感到難有先例可援。
教科書用文字建構的中國是個陰影幢幢的符號帝國，我逃學出來，在香港市區的街頭閒蕩，思量眼前的臉孔與招牌跟那另一個遙遙地懸壓在頭上的世界有甚麼聯繫。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電台廣播的「天空小說」逐漸讓位給數量更多的不同政治立場的報紙和它們的連載。我在新創辦的《明報》上讀到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作者把舊文學的修養和中國文化的知識，以生動的人物和戲劇性情節編織成新的傳奇，而且愈寫下去愈遠離了民族主義的主題和傳統意義下的英雄角色，似乎當時只有在香港這文化環境中才可以進行這樣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變異。與這同時我在《新生晚報》上讀到高雄用粵語寫香港市井生活的《經紀拉日記》。不光是它所用的語言和文學形式，它的內容和題材都很明顯地顯示了跟過去中國大陸文學作品的不同態度。我當時更喜歡的是在《星島晚報》上讀到張愛玲的連載小說，還有劉以鬯一方面在報上連載流行小說、一方面寫實驗性意識流小說，「娛人」與「自娛」的作品，通俗和前衛的故事，在香港開始無分彼此地同存在於傳媒的公共空間裡。我從母親的女性和家庭雜誌讀到更多新派都市愛情小說，從新創刊的文藝雜誌讀到現代詩，但當我在課室裡試尋一種現代中文去抒寫現代都會感受時，過去在北大畢業的年邁老師卻總要給我加上四字成語令我的文字顯得老練，並且老是給我打上「丙減」的分數。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既是民族主義思潮最激昂的年代，也是最西化的階段。激情的擁抱或是極端的輕視，都同樣未能令我們對文字更加親近。一九七四年我跟同代一些友人，分別帶着忐忑的心情初次回到剛剛開放讓人探親的大陸。眼見的中國跟書本上的中國截然不同。傍晚的食店外面排着長長的隊伍，店裡大幅陰森的批林批孔布條下，人們在低頭吃飯。寒夜的旅舍裡我攤開白天從新華書店買回來的新書，沒一頁文字看得下去。回來時海關看了我拍攝的照片，說拍攝的畫面裡沒有完整的整幅標語，要把照片沒收。我抗議說：「我不是要拍攝標語啊，」對方輕蔑地不言語了。我愈加感到我們的距離。我對標語式的中文，不管破碎或是完整，都難以感到它們有自己的生命。中文的文字已死過許多次，難保不會再度被人在它額上貼上符咒，哀悼它的死亡。
我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學習使用中文寫作，自然也感受到連帶着中文而來的纍纍重壓。我漫步在這個我開始去認識的城市，並且思量怎樣可以變化這麼蒼老的文字去抒寫這新澀的城市。這海港城市由於旅人來往，也帶來不同的各類訊息。在中環和尖沙咀的大型書報攤，花花綠綠的書面之間，我也發現了《常青評論》、《村聲週刊》、《前衛》、甚至冷僻的《波蘭》雜誌等等漏網之魚。於是自己去訂閱小雜誌和冷門叢書、聽民歌和抗議歌謠，看文化協會和私人影室放映的歐洲電影，這拓寬了我們教育中所欠缺的視野，令我們知道更多當代不同文化中人們如何使用文字。我在六十年代開始翻譯了許多法國、美國、然後是拉丁美洲的前衛作品，也許是為了想試練中文其他的可能性吧。這也幫助我嘗試去發展去重塑我手上的文字，變成口語、歌謠、細描、批評或是魔幻的想像，從不同方向去試寫我的城市。奇怪的是，從異鄉的文字，竟然又有隱秘奇怪的線索把我引回中文。不管是比尼克詩人加里‧史迺德（Gary Snyder）或是澄澈的沉思的墨西哥詩人奧大維奧‧帕斯（Octavio Paz），更不用說我後來細讀的范諾羅沙（E.Fenollusa）和龐德（E.Pound）。有趣的是，他們對中國文字的討論，從異鄉的帶點誤解的角度開始，未嘗不可以錯有錯着。令我想回頭重看已經過份習慣的古典詩文。漢字獨特的圖像性和不準確性，更有利於令它成為墓碑與符咒？抑或是隱密的爪痕、狼煙的訊號？讓更多不同文化來參與誤讀，就會令我們失去了高貴的純粹了嗎？抑或可以衝擊我們屢屢要變得靜止的文字再次開發出活力來？
在今日的香港使用中文，往往更得冒着在商品化和政治化的潮流中出生入死的危險。商品化和政治化，都令文字趨向單調、想像變得枯萎。有許多文字和它引發的多層次的感情，逐步由於教育的忽略、出版的單元化，而逐步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去年一位著名的粵劇紅伶（粵劇豐富的文字和想像也正是一種逐步被迫消失的藝術）新馬師曾逝世，報刊逐日連篇報導家庭成員爭奪家產、互相攻訐的細節。報刊記者變成跟蹤揭秘的探子，捕風捉影地渲染未經證實的醜聞，甚至參與挑撥是非，製造煽情新聞。今日的文字更多地用於描寫葬禮的排場，羅列焚獻給死者的紙扎花園洋房、名牌汽車和各種奢華祭品。死亡也可以變成一種景觀。正如在另一個極端，當我們看到中國大陸上判了死刑的犯人集體在電視前面神色自若地揮手，我們份外感到死亡好像是不重要的，只是戲劇景觀而己。在商業電影和政治實況中，人的死亡都好似輕賤如草芥。不尊重死又如何可以尊重生呢？文字也變得只能附和去營造景觀，失去了反省和思辨的能力麼？
最近一些香港藝術家在北角油街原政府物料供應處發展了畫室和展覽場所，好似是想利用都市空間的多元性去發展文化空間。近期一個展覽，是利用原來的政府殮房，做一個關於死亡的展覽。可惜的是空間雖然新奇，實際的展覽卻缺乏深思與想像。有關死亡的圖像也不外是骷髏與神位，文字也沒超出四字成語的習見思維。近一兩年香港出版和言論的自由未見抑遏，但在混雜和互相攻訐的文字底下卻更暴露了視野的狹隘和想像力的衰竭。文字也同樣可以變成僅是商業促銷的口號標語，正如政治宣傳的口號標語一樣。在今天的報上，在漸趨單一化的文字成品中，我們也同樣不斷目睹這種文字的死亡了。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不同地區用中文創作的人，正是面對這種死亡開始創作的。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零零零年四月改定。
原刊《文學世紀》第三期，第 46-48 頁，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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