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4日 星期六

「失時」下的人情見證:談紫雲草的原創作品 江離

 「失時」下的人情見證

          ——談紫雲草的原創作品  文:江離

 

  第一次接觸紫雲草的作品,應是在某年的冬天。那時的我該是正一如既往地在瀏覽面書,然後忽爾滑到一則帖子,歌名題為〈如果香港會下雪,請你繼續這麼的冷下去〉。由是一時好奇,便按入連結聽了。初頭自己大抵還是抱着一種「評鍳」的心態,心想既是原創作品,便且看看水平如何罷。但聽了半响後,此「心態」便很快被另一種由衷的訝異和感動所代替了。在簡單的結他聲下,歌者清亮自然的唱法固是感動的助因之一。但最主要的,是我沒想過在香港這地方,原來還是可以有這樣誠摯的歌詞存在:
 

「推開窗不見一朵雲 卻能聽到北風拼命的吹

趕車的卻又有多少路人 期望被窩裡入睡

沒有花 公園中鋪滿葉片是多麼零碎

在冬天 在香港 對不對」


  運筆明暢,畫面鮮明。寥寥數語,已勾勒出一幅城市日常的風景畫,既寫人事的流動,亦綴有風物的靜止,字裏行間更隱隱滲露出一種類近「雲與清風可以常擁有,關注共愛不可強求」的心懷。接下來副歌「如果香港會下雪/請你繼續這麼的冷下去/樹叢忘掉正規時序/枯萎都不必畏懼」,及結尾「二時還沒有睡/想不到還有誰/會在茫茫大雪之中歸去/(即使如同幻覺亦算一種樂趣)」,都寫得在明淨中帶有一份安然,甚見《紅樓夢》「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況味。我記得當時的我把歌曲完整地聽完後,並沒有重聽一遍,然後又把這位作者的歌曲零散地聽了一些。而自此之後,每當面書上出現她的作品,我一般都會按入去,再戴上耳筒,聽到若是廣東話的作品便聽下去。當然了,是要在自己心境和周遭環境都夠「靜」的情況下才會這樣做。

  這些歌聽過一遍後,一般都很少翻聽,彷彿是聽一遍,便記住了。其風格和My little airport有點類似(或說以My little airport的影響力,該是這類作品很難不與其類似)。歌不會很長,而且都是曲詞包辦。創作者可讓旋律對歌詞略加遷就(或其旋律本身就是伴隨着歌詞生成的),故也可避免了一般流行歌詞中常對文句「打磨太過」的弊病,而且也更能貼近口語和,我私下認為更重要的,作者自己想說的話。如以下這一首〈你會記得嗎〉:
 

你會記得嗎 那天我共你吃過的下午茶

我望著你笑了一笑 搖頭後並沒說話

你會記得嗎 也許我在你心中只算是『閣下』

但我無從忘掉 你問我的傷口痛嗎


  是很平白的敍述,題材或是沿於作者自身的生活經驗,文句無甚修飾,卻寫得比很多如今的流行歌詞都要教人動容。動容的原因,是在其自然和直白。畢竟粵語填詞之難,人所共知,而為克服這種「難」,也常會使詞人在造句時不自覺地堆砌一些文字上的小花巧,唯這些「花巧」,實又未必與「深度」有甚必然的關係。紫雲草的歌詞固然也非毫無沙石,但其手作仔式的製作,確實令其作品鮮會出現一些在流行歌詞常見的那種「煞有介事」的抒情腔。如以上這首〈你會記得嗎〉,下筆容或輕淡,但聽者卻很容易便能感受到當中那份情感的實在,說到底,是因為作者確是在「說自己想說的話」,而不是像很多流行曲那樣,歌詞純粹是用來代言一種人們所慣習的「題材」。而除了如上引的那種清新的人事愐懷外,在紫雲草的作品裏,我們亦時可察見一些有關成長的感喟和省思,如〈致我們逝去了的青春〉中的這段:

「為何還猜想關係是否深不見底

用盡我畢生的感情 然而未算浪費

就當你我有過過去 替未來籌路費

(就當你我有過過去 也不會枉費)」


  猜想,是因為距離。若非疏遠,人也鮮會沒來由的琢磨(或重新審視)一些舊有的情誼和關係。而一般作者在書寫這類「回顧青春」、「反思青春」的作品時,筆下也難免會摻雜一點人在歷過世態炎涼以後所生成的冷酷,甚或是苛刻,如筆者當下便想起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在〈褓母之歌〉(Nurse's Song)中所寫:「你把青春浪擲於白日的戲耍之間/而賸下的年月,則留自己在人事的偽裝裏渡過」(Your spring and your day are wasted in playAnd your winter and night in disguise)。但在上述的這首歌詞裏,我們看到作者並沒有採取一種很「世故」的態度來對待過去。反之,她坦承自己曾投放過的感情。「用盡」一詞下得甚重,甚至還隱隱有點破釜沉舟的意味,彷彿是要如此「透支」情感,方能換來此後一些哪怕只是片刻的、對於自身價值的體認。「就當你我有過過去/替未來籌路費」一句尤佳,既觀照了現實中各人本自飄泊無定的處境,亦使原來稍傷糾結的歌詞復添了一層自我寬解的智慧和啟悟。由此可見,儘管紫雲草的作品多為即興所寫,但倘經沉澱,她偶然也會寫出一些值得人反覆細嚼的句子;而其抒情,亦實不宜以網上流俗的所謂「小清新」來輕率概括視之


  當然了,這裏的評析,其實也無意寫得太「技術性」或正經八百。正如當初紫雲草的作品最為打動我的,實也不關乎文字造詣,而是在於她那種隨心、隨興的創作態度。隨心,故文字能莫逆於性情;隨興,亦使下筆能無違乎心相,由是而可得見純粹。香港詩人李國威曾於七十年代初〈為甚麼寫詩〉一文中寫過,詩人寫詩,其實也不一定要出於甚麼崇高的意圖或理想,亦不必然是因為它比其他事情都來得更有價值和意義;那他緣何寫詩?他說:「我寫詩,是因為它能帶給我快樂」,答案原是可以這樣誠實而簡單。我想同一番道理,或也可適用於紫雲草的作品上;而作者既選擇了原創這一條路,不計回報、默默無聞地寫了這麼多年,其實也該不會太介意旁人怎樣歸類或定位其作品了。不過話雖如此,我仍得指出,儘管紫雲草的歌曲多為即興所寫,其記敍取材,大多亦不外乎是些輕淡零碎的生活片段或瑣事摘錄(感思很多時也不算特別深刻),但能將情歌寫得如此任真自然且又深富生活氣息,筆者在接觸其作品之前,還似乎真的未曾在別的任何流行曲裏聽到過,或感受過。一些隨意小品如「但你一定不夠吃要買足三両加大再去order兩份」(〈我不會是那一個與你去吃麥當勞的女生〉),或〈成日瞓下醒下瞓下醒下瞓下醒下〉之類的生活牢騷,固然足教人共鳴莞爾;而不少在普通人眼中理應是無甚可寫的「題材」,作者卻也會耐心(或虛心)地捕捉,記下,再慢慢組織鋪展,最後寫成為一首首完整、偶或能一新人耳目的作品,如以下這首〈清早七時〉。據作者自述,歌曲是寫一位她當年搭地鐵上學時常會碰到的地盤工人,兩人本身素不相識,但只因這淡薄的「印象」,便觸發了她創作的靈機:
 

「清早七時 你習慣匆匆奔馳

清早七時 鐵路正分隔兩邊

……即使相視 然而相識一點也不易

像你往牛頭角 但我往太子」


  初聽時,還真有點驚訝。畢竟以地鐵入詞,在廣東歌中雖不算罕有,但自八十年代的〈幾分鐘的約會》以後,筆者對香港地下鐵僅剩下的遐想或感受,除卻林阿P的精警描述「入啲入啲再入啲」(〈給金鐘地鐵站車廂內的人〉)外,似乎就只有林夕的「被旁人運送」(〈情深緣淺〉)一語可堪概括了。我沒想過在這城市的制式化鐵路作業流程,那種打包式的集體人口運輸,其擠迫麻木的空間,使人懨懨欲睡的氛圍,還有新近的那種非人化的強制配戴口罩規定下,居然還會有乘客心中是曾可以抱有或萌生過這樣的情思的:

「緣若如此 自說別介意

無謂難過 這種相識不過太淺……

緣若如此 就當幸福笑意

像天天我和你 在七點的車站遇見」


  月台的乘客每日川流不息,因無法結識一個陌生人而感「難過」,本身已屬離奇,至於接後的「介意」和「開解」,則更有點匪夷所思了;不過轉念一想,能在如此瑣微的事上意識到自己「介意」,其實也未嘗不是一種福氣的體現,尤其是當它所映照的,實是一個還可以「介意」的年代:人們有各自可以介意的感受,而最重要的,是人還會介意自己感受的緣由。唯這些原屬基本的人情素養,皆在去年八月以後的香港不復可再輕然得見。這裏無意岔得太遠。想說的只是,一些題材是值得寫,或不值得寫,其實很多時創作人自身也無法預視。畢竟有些原先看來或以為是值得一書再書,且與時代相涉的價值、精神,或意義,可能不到一年間,便即發覺這原來只是個人一時殷切的錯認,人性在現實中的取捨,往往要比言語上簡化的集體憧憬來得曖昧、倥蒙,甚至陰暗;相反某些可能只是一時興到、傾向於個人,興許還稍見兒戲的日常題材創作,卻或會因之而意外捕捉(或保存)了另一些屬於過去,且平常不大為人所察覺的、純樸的人情景貌;致使後來讀者或可從中見出一點有別於庸常的意義,甚至在將其與時代比照過後得以感歎:「想不到在這地方,原來還有人寫過這樣的作品」。讀者若對我這一番話見疑,也不妨試聽一下以下這首〈每到八點,我會經過這間便利店〉:

「我問過這一間 有沒有麥提莎

我問過這一間有沒有十八茶

我問過這一間有沒有人來贈我一段傻話

 

這一間有沒有麥提莎

一轉間已渡過這初夏

這一間 有沒有他送我歸家」


  我不知旁人感覺如何。就我而言,若真要形容感受,我只想起張岱在〈禊泉〉一文中,其所用來描述泉水清甘的四字:「過頰即空」。誠然,這裏說的「空」,非是指其沒有餘韻;相反,正是因為它的餘韻輕盈,且是輕盈得近乎有一種「無可印證」的不真實感,如是方會使人在有所觸動同時,卻又不得不為之失語。麥提莎、十八茶……這些日常俯拾皆是的物象,當放到歌詞裏後,其所轉化出來的感染力,竟是如此簡單得幾乎教人無從置詞。你欲待說它好,但它好在哪裏?是題材生活化?用字輕巧自然?縱是如此,又有甚麼是可以容許評者將它的「好」從別的業餘作品中的所謂「好」裏分辨出來?這裏或不妨說回先前提過的張岱。如不少人也知道,他精於品茗,例如有次其僕人擅自偷換了別地的泉水來供他沏茶飲用,他不但可以立即察覺,而且還能辨別出其所改換的泉水,到底是來自哪一地、哪一井。但當他說到自己一向所飲用的禊泉水的特點時,他卻說,真正上等的水質,飮下時的質感是要「過頰即空,若無水可嚥」,其可辨處,原來即其幾無可辨者。這說法,我以為也大可適用在紫雲草的不少作品上。畢竟如於上述一段詞裏,除卻那區區的一顆麥提莎外,我們還能從中「辨」出甚麼好處來?而在作者書寫的眾多匆匆無可印證的人事裏,對於不諳其「事」的外人而言,真正能引起其一時回憶或眷念的,也往往未必會是麥提莎的甜膩,而可能只是源於歌者唱的,亦即歌詞本身所押的那一下輕盈、清亮的開口韻。

  能從一般平凡、瑣碎的日常中提取具情味和意義的片段,並將之寫得空靈可感,這固然是紫雲草作品中的一大長處。而除了以上討論過的那些對生活的「速寫」外,另一使筆者在今日看來頗覺感慨的,乃是其作品中一直孜孜透露的對大自然的關懷與好奇,以及其對氣候和環境保育等議題的素常關注。說是「感慨」,除是有感於這數年間人世的「氣候變化」實在是要比所謂「星球暖化」來得遠為急驟和切身外,也是因為單就「保育」這一概念而言,其實也已開始逐漸予人一種「無可印證」之感了。這裏必須先指出,「保育」與「污染」不同,後者是一種客觀現實,而前者只是一種人類提出以回應此現實的理念,故並不如後者般可輕易印證。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在其回憶錄《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中曾著名地說過:「當我們環繞世界旅行時,首先看到的,就是我們人類的污穢,投擲回我們人類自己的面上」(Ce que d'abord vous nous montrez, voyages, c'est notre ordure lancée au visage de l'humanité)。故就「污染」一點而言,大抵應是無甚可爭議的。但當說到「保育」的時候,論者便不得不格外小心了,事關這已不是單純關乎個人的認知與選擇,而更是牽涉到我們對於「世俗權力該如何運用」的見解。更值得深思的是,儘管古時並無現代的「保育」觀念,但古代的人多會認同(或感恩於)「天地孕育萬物」此一事實;那因何當社會發展到今日的地步時,人們所信誓旦旦說的,或深信的,卻會是這「天地」反過來需要由人去「保育」呢?先莫論這思維是否存在一種僭越或虛妄,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真的相信當前的人類社會是有足夠的人文素質以承擔得起如此宏渺崇高的「責任」?正如旅美地理學家段義孚在著作《戀地情結》(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中提到人們喜談「保育曠野」(preserving the wilderness)的現象時,他援引了「曠野」此一概念在宗教上的由來,並語重心長地提醒道:

「人們鮮能意識到『保育曠野』這概念的反諷意味。『曠野』本身並不能被客觀定義。它既是一種對自然的描述,但同時亦是一種心靈上的狀態。而當我們能夠如此輕然地說出『保育曠野』這番話時,它其實早已喪失了它絕大部分的原初意義了:例如是其在《聖經》裏所夾雜含有的敬畏和威脅的雙重指涉,與及一種遠高於人世,且又不可為人所掌握的崇高感。『曠野』如今多被泛用來象徴自然界中一切有秩序的運行進程。至於在心靈層面上真正的曠野,則只存在於今日世上眾多龐然匍匐的城市裏頭了。」People rarely perceive the irony inherent in the idea of preserving the wilderness. “Wilderness” cannot be defined objectively: it is as much a state of the mind as a description of nature. By the time we can speak of preserving and protecting wilderness, it has already lost much of its meaning: for example, the Biblical meaning of awe and threat and the sense of a sublimity far greater than the world of man and unencompassable by him. “Wilderness” is now a symbol of the orderly processes of nature. As a state of the mind, true wilderness exists only in the great sprawling cities.)(p.112)


  在《聖經》裏,相對於人類聚居的群落,「曠野」一詞則一直都是帶有一種濃厚的不可知、不可掌握(unencompassable)的色彩的。它一方面既是受神明詛咒的罪惡之地,但另一方面亦是先知用來試煉、反省和淨化自身的界域(如耶穌即受試探於曠野)。而將這一原為不可知、不可掌握的界域,扭變為一種可規劃、待宰制、甚至是需「改善」的版圖,這「信念」本身到底是需要多大的虛妄?正如段義孚所言,在當今的世界裏,真正荒涼的其實並不是自然,而是人的心靈。故當一些環保「知識」分子常常義正辭嚴地指責人們的「不行動」將導致「曠野」的失去時(是的,他們是說「不行動」才會「導致」),其實他們也不妨自問,自己又何時有正視過真正存在於人心的荒野?而「保育」此一空廣的理念,又是否真的可以在而今如斯澆漓的世情下得着印證?更重要是,我們憑甚麼認為人類在當下對自身行為的修正,是能夠對昔日的傷害有所彌補的?這裏或不妨簡單打個比喻:設若我們現在正面見着一片次生林的復甦發育,那麼此一現象,到底是該被視作保育的「成績」,還是大自然對我們的寬恕?筆者以上所寫,其實也不是要完全否定「保育」的意義,只是想指出,若無相應的人文素質和反思為繩約,所謂的「保育」最終也只會淪為一種現世權力的再劃分或再轄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戰場而已。正如Joni Mitchel在七十年代寫下名曲〈黃色的士〉(Big Yellow Taxi)時大抵也料想不到,當初環保的主事者,如今也可能早已成為那一「樹木博物館」的看守人了(“They took all the trees, and put them in a tree museum/And they charged the people a dollar and a half to see them”)。當發展的硬道理無可變易時,推行「環保」者為尋存在意義,便往往選擇向弱者窮人抽刀。君不見近來死灰復燃的垃圾徴稅立法,以及在網上為其「思縮」背書的一干「環保」人等,其言談主張,又何有良知可言

  不經不覺寫長了,其實這裏並不是想非議紫雲草在這方面的創作,只是近日有感於時事,骨鯁在喉,不吐不快而已。儘管在今天回看她這類與「保育」相關的作品時,感受確是要比數年前複雜多了。如是也帶出了一個頗值得反思的問題:為何筆者一直以來對那些「保育」的論述總是常存警惕,但當初接觸到紫雲草的作品時,對她那種借「保育」來抒情的寫法(如篇首所引的〈如果香港會下雪〉),卻又沒多大反感,甚至會覺得有種「親近而難得」的感覺?我以為,這一方面固是與作品的原創性質(即其與一般所謂「商業動機/考量」無涉)有關;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些作品大多都在意外中替這城市紀存了一份曾經存在的人情之美。說是「美」或有點籠統,故這裏還得再借用《戀地情結》中的見解,以望能將它梳理得清晰一些。在〈戀地與環境〉一章裏,段義孚援引了英國藝術史學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對於「美」的看法:後者認為不管是再偉大或震撼的藝術作品,若只就人們對其的「純粹審美上的感知」(pure esthetic sensation)和「視覺享受」(visual pleasure)而言,它的「美」也只能短暫的,除非在這種「美」當中,是有些「甚麼別的原因」能持續縈繫着人們對它的凝視(It is fleeting unless one’s eyes are kept to it for some other reason)(p.94)。而這「原因」,其實就是人們對它所具備的歷史知識(historical knowledge)了。能對創作背後的故事或歷史脈絡有所理解,故得以將作品與之參照,並藉此增進、刷新自己的體會,克拉克將這情況比喻為一種感受上的Second wind”(暫譯「二次元氣恢復」。吾友慧黠,稱之曰「迴光返照」,甚善)。如是,我們對「美」有所感知,其實是因為在參照過後,我們能藉作品「突然接觸到了現實(或歷史)中未知的另一面」(Beauty is felt as the sudden contact with an aspect of reality that one has not known before)(p.94)。而筆者以為這種體會實不必限於「二次」。例如就詩人柳木下的詩作〈大衣〉而言(見附錄),能讀出詩中對現實貧富不均的控訴,是第一重;曉得將詩中虛構的場景,與詩人在定居香港後真實落泊困厄的生涯作參照(他賴轉售舊書維生,不是開書攤,而是靠每日在舊書攤低價搜羅一些「好書」,黃昏再向文友推銷求售。這種「謀生方式」,即使是在三四十年前的香港亦可謂不可想像。如詩人蔡炎培便嘗謂「台灣養得起一個周夢蝶,香港養不起一個柳木下」。見《文學世紀》第三卷第四期,零三年四月),是第二重;而最後留意到儘其晚景蹇促,但至少仍有不少知識分子或文人後輩會願意暗裏接濟他(如前港大教授馬蒙在他售書時便鮮會拒納,見小思〈寂寞來去的人:柳木下〉),或記錄其事蹟,如是皆折射出當時香港世道(或學風)所尚存有的淳厚的一面,此為第三重。由是可見,作品的「美」,往往會因歷史的層積而被覆壓出不同的層次和意義,而籠統與否,端在乎觀者是否真的有心去發掘和體味其中歷時的變化。「保育」亦同理,它的「美」(或惡)之所以能夠感知,是因為有「人」的變化牽涉其中。故段義孚在〈戀地與環境〉一章的尾段亦總結說:「只有在攙雜人事的記憶以後,我們對景觀的體會方能變得更為恆久和對個人具意義」(The appreciation of landscape is more personal and longer lasting when it is mixed with the memory of human incidents)(p.95)。而在香港,當無權位者總是時常弔詭地念叨着要「保育」一些他們其實根本無權保護的「環境」時,我們又可曾分過多少心力,去關注一下那些我們或許是力之能及的、「人事」上的保育?這裏很簡單的舉個例:讀者不妨自問,若當下要你數一下廣東歌中與「保育」相關的作品,你立時想起的,會是〈燕尾蝶〉、〈囍帖街〉、〈七百年後〉、〈花落誰家〉之類的「例牌」曲目,抑或是林阿P的〈失業抗爭歌〉、〈宅女上街吧〉,甚至冷門一點,黃衍仁的〈轉念始於足下寸土〉、〈堵路歌〉等更為「在地」的創作?而後一類的作品,若對本地歷史稍有留心者也當會知道,它們俱是與當年「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的抗爭運動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由此可見,若我們能不把「保育」當作一件硬梆梆的議題或概念來處理,而是將「它」看成一種人事的歷史來溫習時,「它」其實也是可以有其“second wind”、“third wind”、甚至“fourth wind”可予人細味、辨別的。畢竟「保育」這回事或許難以印證,但人的關懷可以。以上寫了這許多,其實也並不是要說紫雲草的歌曲亦同樣有如此豐碩深厚的人事背景需待人分析或挖掘,但在其一些偏重表達「保育」信息的作品裏,卻也有時會意外透露了一些有關此地的幽微的人情變化,下這首〈為何這冬天竟這樣漫長〉

「為何這冬天竟這樣漫長

為何這冬天竟忽熱又漸涼

為何山頂居然有雪落 樹葉受到冰封 路上有冰結伴細賞

風景都依然漂亮

卻要扭轉生態至有人欣賞

生活這一般繼續 月亮也許照樣明亮

事實卻非正常

看冰川已化了 了無聲響

誰人又忘掉 北極熊要打的一仗」


  詞其實不算上品。但觀其發表年份,倒令筆者想起了一件往事。時至今日,不知可還有多少人記得在一六年年初,大帽山氣溫遽降,吸引了不少港人趁機登山賞「霜」,但稍後卻因山路跣滑,部分行山客無法順利下山,最後需驚動消防上山救人一事?「為何山頂居然有雪落/樹葉受到冰封/路上有冰結伴細賞」一句,便即為此「急景」的見證了。這種歷史中的小事故,大抵在今也不會有甚麼人在意。但細思此現象,其實也是可圈可點的,畢竟若一個地方的人,其平素的精神生活是充實而豐足的話,那他們自然不會為了看一點小「霜」,便如此一窩蜂地湧到山上去;但我們也不能否定,那些人當日上山,可能也不純是出於一種「趁墟」的心態,而或許真的是想在自己成長的地方,親身體驗、感受一次這種「新鮮」、且又各自心知「可一未必可再」的寒冷。故在此一層面上,我們似又不能說這些人的精神世界皆是一片蒙瞽空無、沒任何感情牽繫可言。記得劉紹銘教授曾在某專欄提過,中文「熱鬧」二字之所以難以直譯,是因為與西方人習慣從獨處、靈修中獲得的那種喜悅不同,中國人的「熱鬧」,是由「joynoise湊合而成的」。那麼若挪用同樣的「文化觀察」到香港人身上,一直以來統攝後者行為特點的,便恐怕是「haste」和「fun」了。在香港,辦事固然要急,但娛樂消遣更不能不急,彷彿一旦「急」不及時,便會把這生活中本不常有的「調劑」也給錯過似的。故「急景」之謂,實非虛與。而可哀的是,當我們常常說要培養這代人的「保育」意識時,我們又可曾想過,那些理論上要受保育的「風物」,當中又有多少是我們這代人真的親身見識過、或感受過的?故就以上一事,筆者如今也不好臧否甚麼,只是想起了張岱在〈紹興燈景〉一文中所落的結語:「繇今思之,亦是不惡。」其況味,或亦大抵類此

  就筆者對紫雲草的「保育」作品之雜沓感受,上文已大略梳理完畢。只是說到「保育」,便恐怕不得不提一下我們對該「受保育對象」之理解,以及自己與後者的關係,簡言之,即我們對身土關連到底有何感知是也。周作人曾在〈故鄉的野菜〉寫過:「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但對於筆者這類多年足跡皆不出九龍新界的人而言,則恐怕尚不得有如此豁達;或更老實點說,是未必有此「回顧」的本錢。而在今天,當「失根」、「流散」這些原為知識分子用來自況的用詞,皆漸變為中產才能負擔得起的語匯,而一切的流離,亦事先必得經過審慎的估算和計劃時,筆者讀到昔日紫雲草作品裏的那種純出於想像的「飄泊」,如〈蒲公英飄流記〉,不知何解,人總是會在其「不真實」中感到一絲莫名的鼻酸

「成了花依靠它 保護它 愛慕它 別離它

有緣可 相逢嗎 飄遠長路裡沒有家

海闊嗎 天亮嗎 太陽底 給風月來消化

命運裡的這一個他 誰又會牽掛」


  筆者不諳音樂,但也曉得其副歌旋律作得極好。而歌詞方面,如作者自言,此曲是她當年讀書上數學堂時即興所作,故有些部份可能不太「make sense」。這其實也是不大要緊的,畢竟歌詞原意是一回事,文學鑑賞的「second wind」又是另一回事,正如誰想到在此曲寫成十多年後的香港(這曲約寫於零六年吧?),大家都經已是不太「make sense」的存在;儘管那些看似堪羡的隔洋的「失根」,也或許可能只是另一種「似通非通」的處境。而以蒲公英言飄泊,其實本身也是帶點「教科書」感覺的,不過幸好作者沒在歌詞中刻意說教,故詞句雖略顯生澀,但倒也有其親切可感處。除此以外筆者也想不到有甚麼好說了。也許要說還是有的,不過就要把另外一種花草「紫雲英」(與作者筆名只差一字)拖進來講了。〈故鄉的野菜〉篇末寫道:「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中國古來沒有花環,但紫雲英的花球卻是小孩常玩的東西……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裡的姣姣』;沒有錢的人家雖沒有鼓吹,但是船頭上篷窗下總露出些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束,這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的證據了。」不言「標記」而說是「證據」,足見上墳在其時代仍是可驗證、可追究的一回事;只是當日知堂老人草此文時,也應大抵沒想過百年後竟會有筆者對其文章作如此一番的附會吧(一笑)

  走筆至此,那些當初自己想談的作品也該已大致談過了。文章寫得比預期長,其實也不知是否一種心虛,畢竟若只就紫雲草的作品本身而言,它們也實在真是沒甚麼地方是需要外人來特別點評或分析的;而若說評論人的責任,就是要從時代中打撈出一些其認為值得「保育」的作品的話,那麼愈簡單的作品,其實亦即愈難「保育」的作品。而一旦不慎把它們「談壞了」,莫說在今日時勢,即使是在過去,筆者可也不敢奢望還會有別的像自己這樣的「閒人」來替其「平反」執言。故為求「審慎」起見(其實也無非是藉口吧),拖拖拉拉的便竟是數年,直至近月俗務稍歇,方復斷斷續續地下筆。期間也算是讀多了一點書,並在時代丕變下,嘗試將感想拉雜來寫,而最終竟也能勉強成文,足見天地縱或不仁,但繆思對自己則還是相當寬厚的。記得上一篇真正有意識寫的詞評,已彷彿是五年前的事了。當時好像還承諾過日後要多些「打撈業餘佳作」,但疏懶的積習總是難改,自己又不想如以往般只是寫些「插科打諢」式的評論,故今日寫就此文,也是稍贖前愆。說到底,也許所謂「執言」(說得這麼偉大),其實也不過是想為自己昔日的感動,尋覓一種有意義的言說。但「意義」所對應的,又是否只是對現實的另一重更深的否定?而如此執着於「昔日」的感動,又可是暗示着人在如今其實也已對自身的所謂「感動」不能再輕然信任?一年前偶然聽過、以為不用再翻聽的歌曲,當下又似乎隱隱再滲露出一點有待印證的意味了:

「如果香港沒有冬天

你的關心一早已變遷

有陣時 很懷念

提提我這天衫穿多一點」 (〈如果香港沒有冬天〉)


  今日重聽,還真幾有隔世之感。而「關心早已變遷」句,若將之換成英文「vicissitude of care」,則更是立見感慨。邵雍詩云:「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大抵當年冬天聽落的歌,拖到是年的夏天方談,那種「時代錯置」(Anachronism)的表徵也不可謂不極盡明了。但私以為即使是在如今,當一切自然或人世的氣候俱彷似是「失其時」之際,作為一個普通的寫作人,倘能從中找到無心的反思,其實都是值得慶幸的。以上所寫,語多溢美,若當中嫌有過譽處,不妨看作是因筆者不懂評論旋律,故在潛意識中對作者的作曲天賦(特別是hookline)所作的補償。在今天,世情澆漓不說,甚至環保亦早已成為一種人事或歷史上的情懷」但透過文字,還能從中隱隱感受一份曾經存在的靜好並在這兩月來如此寫下一點引介,也算是歸還了部分當年對自己許下的文債吧。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紫雲草面書專頁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7%B4%AB%E9%9B%B2%E8%8D%89-purple-cloud-grass-1420416411511463/?fref=ts)

Youtube 頻道:(https://www.youtube.com/user/purplecloudgrass/featured)


附錄:

大衣〉  柳木下
 
天下雪呀
玻璃這樣冷
 
隔著一層玻璃
我望著飾櫃裡的大衣
大衣也望著我
 
「沒有體溫你冷嗎?」我說
「沒有大衣你冷嗎?」大衣說
 
我戀著大衣
大衣也戀著我
 
「大衣是為什麼而製的?」我想
「大衣是為什麼而製的?」大衣想
 
天下雪呀,
雪花飛來和我嬉戲
我走過去,走向北四川路橋
 
大衣是為什麼而製的?
 
一九三五年
 
就詩人柳木下的事蹟,可參照小思〈寂寞來去的人:柳木下〉、葉輝〈記詩人柳木下〉、方寛烈〈窮困落魄的詩人柳木下〉等文。



30/1, 2020,攝於香港仔郊野公園

2021年7月22日 星期四

試譯:〈因尼絲弗利湖島〉 葉慈【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William Butler Yeats】

因尼絲弗利湖島 葉慈 (試譯:淺白)
 
我現在就動身了,動身去弗利
一間小屋蓋起,由木條和黏泥搭成
那裏我會種設九行豆圃,一個釀蜜的蜂箱
獨生活,在蜂聲響亮的林空地
 
而在裏我將覓得些許平靜平靜源自滴落——
晨起的輕紗,以至蟋蟀歌唱的地方
那裏半夜幾乎都是着微光而正午暈映着紫霞
到黃昏時則四處都可見朱翩飛的翅膀
 
我現在就要動身了;事關恒常日頭夜間
聽到湖水低聲舔着水涘
當我站公路上,或灰樸的行人道時
我都聽到它的聲音,在我內心的最盡處
 
16/4/2019 初稿
22/7/2021 二稿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by William Butler Yeats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
And a small cabin build there, of clay and wattles made;
Nine bean-rows will I have there, a hive for the honey-bee,
And live alone in the bee-loud glade.
 
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 for peace comes dropping slow,
Dropping from the veils of the morning to where the cricket sings;
There midnight’s all a glimmer, and noon a purple glow,
And evening full of the linnet’s wings.
 
I will arise and go now, for always night and day
I hear lake water lapping with low sounds by the shore;
While I stand on the roadway, or on the pavements grey,
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

1890

*In his autobiography Yeats writes: "I had still the ambition, formed in Sligo in my teens, of living in imitation of Thoreau on Innisfree... and when walking through Fleet Street [in London] very homesick I heard a little tinkle of water and saw a fountain in a shop-window which balanced a little ball upon its jet, and began to remember lake water. From the sudden remembrance came my poem Innisfree, my first lyric with anything in its rhythm of my own music."




2020年1月20日攝於南生圍。

2021年7月19日 星期一

由物競天擇到安全法則:論疫苗注射

 《由物競天擇到安全法則》:論疫苗注射
 
人心惡毒,是非扭曲。下一代的惡毒,是我們這一代教的。但我們這一代的惡毒,是我們自己選擇的。
 
想起自己朋友名單內還留有不少舊同學、老師、親友、或文藝界的創作人。這一年來,絕大部分的舊識,我在他們身上一句人話也沒有聽到過,反而自願打疫苗還打卡上面書的則好像還有好幾位(我不明白,若工作上被強制也就算了,但這件事本身有甚麼好值得打卡的?是要宣佈自己由這刻開始總算是有了可以向他人證明自己「安全」的資格了?那你以後還教甚麼書,表達甚麼意見,抒發甚麼情感?生存的最基本責任,原來就是要保證自己對他人「安全」,保證自己在他人眼中不構成威脅?而你,不僅是服膺於這套思維法則,而且還是要公開地endorse它。那你,也不妨老實告訴我,閣下到底還剩下哪方面的人格是可以值得我尊重的?)
 
故自去年以後,其實有時也很怕看到他人煞有介事般思考甚麼或表達甚麼。Wake not the dead。死人不祥,但始終還遠遠不及活屍可怖。
 
18-5-2021




攝於11/7/2021

The Historical Legacy of American Popular Music (from 50s to early 90s)

Topic: The Historical Legacy of American Popular Music (from 50s to early 90s)
By Gong Lei(江離)
 
Despite its unarguably deep effect to the society, the legacy of popular music has always been hard to pin down, especially when the whole phenomenon is still ongoing in history. Interestingly, though it is common for us nowadays to cite popular songs as cultural or historical references in our writings, one might not imagine that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 the genre was in fact a frequent target of cultural critiques among intellectuals. For example, the German sociologist Theodor Adorno had once harshly criticized in 1941 that popular music was not only flawed by its standardized structure and character, but was also detrimental to the society due to the “pseudo-individualization” that it was likely to induce in its customers’ mentality, as he elaborates,
 

“(the term means) endowing cultural mass production with the halo of free choice or open market on the basis of standardization itself. Standardization of song hits keep the customers in line by doing their listening for them... making them forget that what they listen to is already listened to..., or ‘pre-digested’.”  [1]

 
In other words, Adorno saw popular music as nothing more than a means of what he called the “culture industry” to dumb down not just the standard of art but also the minds of people. Certainly, when this essay was penned, he obviously did not expect the sea change that would later take place in the world’s popular music, especially in the scene of US and Britain during the 60s and 70s. Yet some of his accusations toward popular music as well as the industry that produced them, though impressionistic it might be, are worth pondering. For example, for questions like “has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music been just repeating itself in the past 70 years?”, or “if the listeners really aware of what they were listening to?”, it is not hard to take a stand on it, but one still could not completely deny that there would also be cogent argument coming from the other side. Nonetheless, a few things should be self-evident when we examine the history of popular music, especially after rock-n-roll had sprung up on its scene after the 50s. Firstly, is that no matter speaking of musical styles or lyrical contents, the spectrum of popular music after the 60s had become broader and more diversified than their predecessors. There were of course still plentiful standardized pop songs which followed the commercial formula in the hope of becoming a national hit, yet it was undeniable that a spirit of experimentalism had sprung up among various rock-n-roll artists (especially during the 60s and 70s) which was unseen in any of the preceding decades. Secondly, unlike what Adorno scathingly commented that the pop artists were all just puppets of the “culture industry”, many of them after the 60s did use their songs to express their individual thoughts as well as aesthetic pursuits instead of merely producing what the industry thought it was fit for the market. Lastly, my essay would argue that though originally produced just for entertainment, popular musics have now alread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to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Americans. They are important not only because of their cultural contents, but also because that they had in fact bore historical witnesses to the change of the Americans’ value throughou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n many senses, they are as “serious” as the classical music that Adorno praised.
 
The 50s saw the rise of the early rock-n-roll musics in the mainstream culture, which was pretty phenomenal at the time not just because of their overtly energetic performance which might sometimes be seen as aggressive by the conservative adults, but also because they were mostly written and performed by black artists instead of the conventional “family-friendly” whites. While these early songs might not contain much profound intellectual contents, as their themes were often simplistic and straight-forward, the vehement energy that they emanated had crucial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flourish of different genres of rock music. Their styles were commonly dominated by a spirit of fun-having and unbridled impulsion, and the passion of their songs were intensified by the steady and accentuated backbeat which then became the hallmark of their musics. Perhaps one of the songs that could best exemplified this spirit was Chuck Berry’s “Roll Over Beethoven in 1956, as its lyrics went, “You know my temperature's risin'/The jukebox's blowin' a fuse/My heart beatin' rhythm/And my soul keep-a singing the blues/Roll over Beethoven/And tell Tchaikovsky the news”. Its title was unquestionably declaring that classical music should give way to popular music, and though the music that it suggested to replace the former was referred to as “rhythm and blues”, the line “Well early in the mornin'/And I'm givin' you my mornin'/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s” might in fact be an implicit note of the author’s preference toward rock-n-roll music, as “Early in the Mornin” is a rather typical blue song sung by Louis Jordon in 1947 of which its tempo is relatively moderate and leisurely, “Blue Suede Shoes” was more of a rock-n-roll song with an upbeat pace. And aside from Chuck Berry, during the 50s we also see the rise of many other rock-n-roll superstars like Elvis Presley, Little Richard and Buddy Holly. However, while rock-n-roll had undoubtedly won over the favor of a whole young generation, here also arose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appropriation”. As more than one scholars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many of the early rock-n-roll hits were in fact songs composed by black musicians, yet due to racist reasons these songs needed to be “repackaged” and “covered” by the white artists, thus resulting in the situation that the latter were unscrupulously profiting from the works of the former. As Little Richard had once bitterly mentioned in an interview,
 

They didnt want me to be in the white guys way... When Tutti Frutti came out... They needed a rock star to block me out of white homes because I was a hero to white kids. The white kids would have Pat Boone upon the dresser and me in the drawer cause they liked my version better, but the families didnt want me because of the image that I was projecting. [2]

 
Therefore, as Briahna Gray remarks, the so-called “appropriation” per se was an issue of cultural exploitation and disrespect. And I would like to add that it also involves a kind of “cultural misinterpretation”, as Gray’s article has also mentioned, that despite being a great hit, the lyrics of Elvis Presley’s version of “Hound Dog” does not really make much sense for listeners.[3] The original song by Big Mama Thornton is actually about a woman who has grown sick of her “hound dog” man who always wants to arbitrarily vent his sexual desire on her, yet in Elvis’ sanitized version, it seems the whole song now becomes really about a real dog. The backstory of the suffering of black women was deliberately omitted, and this is certainly a perfect example to reflect the parochialism of what Adorno called as the “culture industry”. Nevertheles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borrowing of external cultures in one’s artistic works ought not to be always viewed as a negative thing, as Kenan Malik points out, “Nobody owns a culture, but everyone inhabits one”, and with a serious and pure-minded attitude (instead of a frivolous or utilitarian one), the inclusion of elements from other culture can actually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artwork and foster reflections between us and other.[4] For example, nobody with the right mind would have accused George Harrison’s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as an exploitation to the ideology of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or the Chinese I Ching. And even for some of the seemingly racist songs in the later decades, like David Bowie’s “China Girl”, there are also often a deeper meaning behind their ostensibly perverse lines (e.g the protagonist initially presented himself as a condescending figure to the girl and claims he’s got “plan for everyone”, but at the end we found that he is just an ordinary and insecure westerner who needed to depend on the transient comfort of an exotic woman). And with regard to the American popular music, we should be reminded that the 60s was also a time of great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clash, and one just need to have a look at the hippies movement in Haight Ashbury to get a clue of what “cultural blending” was. As the historian Charles Perry recounts in his work The Haight-Ashbury: A History, the “Fashions for buckskin, beads, Indian headbands, god's-eye yarn sculptures and rainbow diffraction gratings” were ubiquitous in the Haight and soon became the hippies’ “uniform”,[5] and the teenagers were also eager to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oppressed American Indians, as he notes,
 

“The Indians also had the glamour of psychedelic experience, since peyote worship was common on the reservations. There were some white ‘peyote boys’ in the Haight who were actually communicants of the Native American Church, and many times more who had never actually been to an Indian peyote meeting but wore headbands and turquoise jewelry as a badge of their sympathies.”  [6]

 
And from an interview of Michael Randall (the founding member of The Brotherhood of Eternal Love), the commonly-seen Orange Sunshine drug labels were also originated from the color of the Buddhist robes, as the hippies thought that “The most damaging thing for LSD is light, so we choose a color that we thought would protect it”.[7] So situated in such a historical contingency, it was actual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artists to make use of all these different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ir works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reality. And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given the unique historical legacy of the American colonialism as well as the latter’s relationship with the blacks and the Indians, some “appropriations” that made in the songs of the later rock artists were not just serving as a kind of symbolism in arts, but was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the self-interrogation and contrition they had for a collective “sinful” past. Regarding this, Neil Young is probably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singer-songwriter that had displayed such an inclination. For example, in an early song “Broken Arrow” penned during his Buffalo Springfield years, he interweaves his performing experience with a refrain of seemingly unrelated yet surreal imagery,
 
“Did you see them in the river?
They were there to wave to you.
Could you tell that the empty-quivered
Brown-skinned Indian on the banks
That were crowded and narrow,
Held a broken arrow?”
 
Broken Arrow is not just a city in Oklahoma. It was also a branch of the Creek Indian who had been driven out of Alabama during the Trail of Tears in the 1830s. And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 of George Shirk, who was the former mayor of the Oklahoma city, the name Broken Arrow was derived from a Creek ceremony after the Civil War, in which two of the previous opposing factions broke an arrow to symbolize their reconciliation.[8] The “appropriation” in the song is particularly intriguing, as listeners might feel that the sudden fade-in of the Indian scenario has actually rendered the noisy and soulless performing reality to seem fictitious, and their silent gesture also looks as if the past victims were somehow trying to offer peace to the rockers who were still more or less profiting on their culture and misfortune. Similar themes had also continued in some of Young’s most distinguished works during the 70s, like “Cortez the Killer” and “Pocahontas”. And in the song “Powderfinger”, in which the posthumous protagonist was also likely to be an oppressed indigenous people, Young depicts in first person narrative of how this twenty-two-year-old young man was murdered just because of his attempt to defend his homeland from some unknown intruders (Raised my rifle to my eye/Never stopped to wonder why/Then I saw black/And my face splashed in the sky). From the above, we can see that with a pure-minded attitude, the “appropriation” here was clearly not an exploitation, but rather was a tribute to the oppressed and an endeavor to establish links with the much obliterated national past and thus contrasting it with the present capitalist society. And sometimes some of the seemingly controversial lines in his songs, were also in fact a kind of “radical repentance” from the conscience of a sensitive white rocker.
 
Entering the early 60s, we saw a transient discontinuity of the rock-n-roll music as almost all the superstars had simultaneously gone offstage at the end of the former decade, yet there was also a new rise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the succeeding popular music. Motivated by various social causes, and also inspired by the folk music scene of the Civil Right Movement, the lyrics of many of the later songs in the 60s had reached a new level of intellectual complexity, as the subjects that they were encountering were no longer as simplistic as the 50s’ one. On one side there were of course successors to the “morally-upright” protest tradition founded by Woody Guthrie and his “This Land is Your Land” (e.g. Pete Seeger, Phil Ochs, etc.), yet on the other side, there were also a new sense of ambiguity expressed by songs like “For What It’s Worth” and “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 The unity (or consensus) of this social consciousness was best embodied in the anti-war songs during that period, such as Barry McGuire’s “Eve of Destruction” and Country Joe McDonald’s “I Feel Like I'm Fixin to Die Rag”, while for the relatively reserved side, namely the artists who were less overtly political, many of them were also able to imbue their songs with sober social observation as well as subtle criticism toward both the conformist society and the rising commercialism of that time. For example, in the early 60s there was already the song “Little Box” by Malvina Reynolds which criticized the featureless suburban culture in the 50s’ society. As what Charles Reich summarizes in his well-known book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that during the 50s and 60s, the Americans were actually seeming to be living in a society that “no one created and that no one wanted”.[9] The loss of self, as well as the artificiality of work and culture, had made many people started to lose faith in their country and to feel that their whole lives had just been pointlessly “working for the machines” instead of the other way round. At the same time, in response to the rising commercialism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first” and “capitalism-solves-all” mindset that held by many people, some songwriters had also raised doubt on the credibility of these highfalutin assumption. For example, in the CCR’s song “Who'll Stop the Rain”, which sang “Five Year Plans and New Deals, wrapped in golden chains/And I wonder, still I wonder, who'll stop the rain?”, it had already indicated that mere ideologies (no matter it is capitalism or socialism) were not always as promising as it seems, as new problems would arise every time, and at the end the “rain” would still be besetting the ground. More caustic criticism came with Joni Mitchell’s song “Big Yellow Taxi”, which later also became an anthem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s it cleverly remarks that They took all the trees, and put em in a tree museum/And they charged the people a dollar and a half to see them”. Perhaps a line from Neil Young’s “Tell me Why” could best sum up the thorny relation between the defiant rockers and the temptation of the upcoming consumerism, that is “Is it hard to make arrangements with yourself/When you're old enough to repay but young enough to sell?”. In short, the people who grew up in the 60s were often called as “the generation of commitment”, and this compliment is certainly not granted for no reason. The 60s might always be described as an era of turbulence and severe social cleavage, yet there was also a subtle space allowed by the time for people to balance oneself between the actualization of individual liberty and the fulfill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at is also what makes the decade’s experience historic and irreplicable to its witnesses.
 
And for the 70s, unlike its precursor, it was the time of what Tom Wolfe called as the “me” decade. Both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students’ movement were apparently winding down, yet the new generation now had to search for meaning in a much more indifferent and undisguisedly commercially-oriented world. As David Bowie, though not an American himself, observed in his song “Young Americans”, that in the early 70s, it was as if the whole America was actually undergoing a state of rapid oblivion,
 

“Do you remember, your President Nixon?/Do you remember, the bills you have to pay, or even yesterday?”

 
The sweeping impact of the newly-sprung consumerism was evident, and given that after the 60s there seemed to be no more lofty political goals or ideals left for the youngsters to pursuit, individualism thus became what they hailed in reality. Ironically, though people did yearn for uniqueness in their “beliefs”, it did not necessarily entail that they did have the “ability” to become unique in real life, and as the punk band New York Dolls bitingly remarks in their signature song “Personality Crisis”, that people “got to contradict all those times they were butterflyin about”, because they “walk a personality, talk a personality”. And in another song “Looking for a Kiss”, it also reflects the prevalence of the self-anesthetized narcotic culture among the teenagers of that time, as its protagonist protests the phenomenon that “When everyone goes to your house, they shoot up in your room/Most of them are beautiful, but so obsessed with gloom”, and the song advocates that people should not always look for a “fix”, but rather should really look for a “kiss” in their lives. The above description of the 70s might seem depressing, nevertheless, the emergence of punk rock in the popular music scene was indeed a comfort to many people, as their music also to an extent symbolized the revival of the great energy as well as the impulsion-driven spirit of the early rock-n-roll performers in the 50s. The message of their songs might sometimes seem too brief and rudderless for listeners to follow, yet their persistence in using the most primitive musical form to deliver their ideas had definitely revitalized the original liveliness of rock music. As Ramones sang in their debut single “Blitzkrieg Bop”, “What they want, I don't know/They're all revved up and ready to go”, the place that they were going after was unclear, and the kids are already “losing their mind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also generating steam heat”. So maybe to borrow from a hippies’ mantra, which is that “everything’s in the future, you can’t pre-plan i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are still moving on with both our lives and musics. So in Iggy Pop’s “The Passenger”, we can see the punk rocker continued to romantically “ride through the city tonight”, and discover “the city's ripped backsides”. Moreover, when Patti Smith joined the scene in 1976, she was even able to incorporate her poetic expressions (just like Bob Dylan did) into the punk rock music, thus expanding the intellectual horizon of the latter. And speaking of poetic, it is hard to neglect Bruce Springsteen too as he is also a central figure of the 70s’ music. Nicknamed as “The Boss” and is known for his sympathy towar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he has penned a number of epics which not only reflect the lives and struggles of the latter during that era, but also helped crafting and (re)defining what “American spirit” actually is after the rise of rock-n-roll. As in his early classic “Born to Run”, we could already see how the poetic and almost film-like lyrics was able to surprisingly fit into the sophisticated and multilayered musical arrangement, and thus eventually converting the whole thing into a kind of direct, explosive energy which is by no means inferior to the punk music. The song has also embodied a perfect blend between escapism and romanticism, as well as exhibiting a passion that was paradoxically stemmed from both hope and despair (e.g. “Baby this town rips the bones from your back/Its a death trap, its a suicide rap/We gotta get out while we were young”, and “Together, Wendy, we can live with the sadness/I'll love you with all the madness in my soul”). And three years later in his another classic “The Promised Land”, he put himself into the shoes of a fictitious young garage worker who had been struggling to set himself free from his insipid life by driving rudderlessly every night,
 
“I've done my best to live the right way
I get up every morning and go to work each day
But your eyes go blind and your blood runs cold
Sometimes I feel so weak I just want to explode
Explode and tear this whole town apart
Take a knife and cut this pain from my heart
Find somebody itching for something to start”
 
And after he spotted a storm that was forming from the distanced desert floor, he had even decided to charge straight into it as a means to test if his faith could really “stand its ground” against the onslaught of nature. To put it concisely, from Springsteen’s songs we can not only discover themes like romanticism and adventurism which was inherent in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spirit, but also a rough but sincere manner in his lyrical expression (e.g. “If you're rough enough for love/Baby I'm tougher than the rest”) which simultaneously invites and urges its listeners to explore and confront the unvarnished and sometimes brutal truth of the American reality along with the songwriter himself. To many people, his songs has definitely “stood its ground” in the test of time and still remains as some of the most iconic rock anthems of their country.
 
Up to the moment, it should already be indisputable regarding the deep effect that rock-n-roll music have had on the current culture of Americans. And apart from being an essential constituent of culture, it has also served as a remarkable medium for people’s communication and thus linking their sometimes starkly distinct experiences together. For example, as Doug Bradley, a Vietnam veteran, shares his wartime experience in his article, “(Popular) music was more than just background for us. It was our lifeline, a link to our existence back in the world, connecting us with the things that enabled us, as the Impressions urged us, to keep on pushing’”.[10] And after the war, as he mentions, it was also music that helped the soldiers to adapt and reintegrate into civilian life.[11] We can then see how music had brilliantly helped to bridge the gap of generations, as the younger people now would use the songs as a way to “connect” themselves with the war experience, while the veterans returning from Vietnam would also listen to popular musics as a means to reacquaint themselves with the society that they had long departed. Therefore,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ough originally rebellious in image, rock-n-roll music has after all helped to reconstitute and consolidat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Americans throughou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side of its legacy should definitely be affirmed. However, while the success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US popular music is unarguable, one shall not overlook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also doubts and misgivings arisen among songwriters regarding the cultural hegemony of their products, as what Bradley notes in his writing, “The dynamic was complicated by musics peculiar status as both a center of political or cultural resistance and a manifestation of Americas high-tech supremacy”.[12] And if the essence of the early rock-n-roll music is about rebelling against oppression and authority, then the ethics of this supposedly guilt-free genre was now under questioned, as we can see in later songs like Neil Young’s “Rockin in the Free World”, which anguishedly cried out that “Don’t feel like Satan but I am to them (the Muslim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subjects that rock music deal with had seemed to become heavier and darker as times went on, as in the 50s we were still able to hear some buoyant and leisurely melodies like “Rock Around The Clock”, yet once the context was unpremeditatedly switched to the early 90s, as embodied in the R.E.M.’s song “Drive”, it became the agonizing self-doubting line of “What if you rock around the clock?”. And as the song’s brutal and near-malicious opening suggested (“Smack, crack, bushwhacked/Tie another one to the racks, baby”), the genre might now have already become an inescapable ordeal that its practitioners were destined to pass through. The same feeling was also echoed in its perturbing closing line (“Hey kids, rock and roll/Nobody tells you where to go, baby”), as although the phrase “baby” was still tenderly murmured and repeated by the singer, we might now find that the meaning as well as implication of it is clearly not a repetition from the lighthearted, innocent old days.
 
15 May, 2021.
 

Footnotes

[1] Adorno, Theodor W., "On Popular Music" (1941). Reprinted in Storey, John (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2nd ed.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8, pp. 197, 203. 

[2] Gray, Briahna Joy.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Appropriation." Current Affairs: A Magazine of Politics & Culture, September 6, 2017.

[3] Ibid.

[4] Malik, Kenan. "In Defense of Cultural Appropri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4, 2017.

[5] Perry, Charles, The Haight-Ashbury: A History, Random House, 1984, p.166. 

[6] Ibid. P.159.

[7] Bingham, Clara. Witness to the Revolution: Radicals, Resisters, Vets, Hippies, and the Year America Lost Its Mind and Found Its Sou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p.433.

[8] Origin of Broken Arrow, Tulsa World, Aug 20, 1991. From

(https://tulsaworld.com/archive/origin-of-broken-arrow/article_297ec6c0-dde4-5e2c-ac04-9ef3c27a339f.html)

[9] Reich, Charles. "Reflections: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The New Yorker, Sept. 26, 1970, pp. 43.

[10] Bradley, Doug, I Served in Vietnam. Here’s My Soundtrack. The New York Times “VIETNAM ‘67” series, MARCH 13, 2018.

[11] Ibid.

[12] Ibid.

 

Bibliography
 
Adorno, Theodor W., "On Popular Music" (1941). Reprinted in Storey, John (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2nd ed.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8, pp. 197-209.
 
Bingham, Clara. Witness to the Revolution: Radicals, Resisters, Vets, Hippies, and the Year America Lost Its Mind and Found Its Sou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Bradley, Doug, I Served in Vietnam. Here’s My Soundtrack. The New York Times “VIETNAM ‘67” series, MARCH 13, 2018.
 
Gray, Briahna Joy.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Appropriation." Current Affairs: A Magazine of Politics & Culture, September 6, 2017.
 
HISTORY OF THE NAME OF BROKEN ARROW. From (https://www.brokenarrowok.gov/our-city/visit/visitor-info/history-of-the-name-of-broken-arrow)
 
Origin of Broken Arrow, Tulsa World, Aug 20, 1991. From
(https://tulsaworld.com/archive/origin-of-broken-arrow/article_297ec6c0-dde4-5e2c-ac04-9ef3c27a339f.html)
 
Swain, Joye R., It's Rooster Days in Broken Arrow, The Oklahoman, May 15, 1983. From (https://www.oklahoman.com/article/2024873/its-rooster-days-in-broken-arrow)
 
Malik, Kenan. "In Defense of Cultural Appropri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4, 2017.
 
Perry, Charles, The Haight-Ashbury: A History, Random House, 1984. From
(http://cjayarts.com/pages/library/CharlesPerry-haight_ashbury.pdf)
 
Reich, Charles. "Reflections: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The New Yorker, Sept. 26, 1970, pp. 4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