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 劉紹銘
楊憲益先生大去。九十多歲的老人,歷經世變,早已生願成灰。他1915年元月十日生於天津,父親在中國銀行任行長。他在英文自傳White Tiger一開筆就說根據陰曆的推算,他命造屬虎。母親告訴他,他出生前的一晚她夢見白虎入懷。據算命先生說,此子八字好壞參半。壞的是終身無兄弟,父親亦因他的誕生而折壽。八字好的一面是什麼呢?將來歷盡劫波後,事業上會處處出人頭地(have a distinguished career)。果如相士所言,楊憲益的父親在他五歲時因病去世,而他自己真的沒有兄弟,只有兩個妹妹。
在天津念完中學後,楊憲益打算到北平(北京)升學,不是北大、清華,就是燕京。但他中學老師有C. H. B. Longman先生夫婦,一早就看出這個學生的潛力,願意在自己回英國度假時帶他同行。他們打算在英國給他安排補習希臘文和拉丁文老師,然後再參加牛津大學的入學試。楊家是銀行世家,供養這個獨子到英國唸書,能力綽綽有餘。
希臘文和拉丁文苦修了五個月後,楊憲益參加了牛津的入學試,順利通過。面試時「主考官」問他花了多少時間在這兩種語言上,他如實說出來:五個月。考官說:「不會吧?這一定是運氣……因為我們這裡的英國孩子通常都花上七八年的時間修讀拉丁和希臘文才進得了大學的。」考官因此建議他延遲一年入學,打好這兩種語文的基礎。
「白虎」在牛津唸書時,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楊憲益報國心切,全身投入抗日宣傳活動,除到處演講外,還親自土法煉鋼地編印宣傳手冊,把自己的功課拋諸腦後。 1940年春天他參加學位結業試,僥倖以第四級榮譽(Fourth Class Honours)畢業。 《石頭記》的英譯者霍克思(David Hawkes)說White Tiger的文字,時見「自嘲性的超脫和絕不落空的幽默感」。且看這位「四級榮譽生」怎樣面對自己。 Each year there were only one or two Honours student who got a fourth. It was even harder than getting a first。每年只有一兩個考生取得四級榮譽,因此四級榮譽比一級榮譽更為難得。
楊先生說得這麼輕鬆,一來他天性喜歡自嘲,但最大的原因是他一早就決定書一念完就回國參加抗戰。國難當前,個人學位試的榮辱,已無暇計較了。 1937年因兩人同在China Society工作的關係,憲益認識了「學妹」Gladys Taylor,中文名字叫戴乃迭。 Gladys在北京出生,父親是英國傳教士。 1940年,兩人相處了一段日子後,無視雙方家長反對,毅然先訂終身,再首途回國。 1941年3月輾轉到了重慶,在陪都結婚。
楊憲益從小思想「進步」,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信徒——同時也是個言行不羈的「異見分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楊氏夫婦的專長很受當局重視,憲益更受到邀請參加錢鍾書主持的「毛選」翻譯小組工作。這該是個莫大的榮譽,但他竟然拒絕了,因為他只對翻譯文學作品有興趣。夫婦二人隨後替北京外語出版社翻譯了多種經典文學名著,如《離騷》、六朝志怪小說、《長生殿》、《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
楊氏夫婦對英譯中國文學的貢獻,得從歷史角度去衡量。今天誰要開一門英譯中國文學的課,不愁沒有譯本選擇。重要的著作,還有各家不同的譯文。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情形可不是這樣。他們二人做的,是開荒的工作,所譯的東西,以前沒有出現過。閔福德(John Minford)給White Tiger寫的“前言”說了公道話:「對五六十年代那些在西方國家苦讀中國文學的學生說來,楊憲益和他夫人Gladys兩位早已是活生生的傳奇人物。如果不是因為他們夫婦二人,特別是他們一本接一本出版的譯作,實難想像我們怎樣熬過來的。」我六十年代中開始在美國教書,沒有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合譯的東西作教本,課也開不成。
自1968年春開始,好些留在北京工作的「外國專家」(foreign experts)相繼被捕入獄。事緣毛主席夫人江青女士在一篇演講詞中提到,中國境內有不少居留了相當長時間的外國間諜,他們表面跟我們很友善,給我們幹活,但實際上是「探子」。楊憲益服務的單位是北京外語出版社,得跟「外國專家」經常保持聯絡。他太太是英國人,自己拿的是牛津學位,跟英國領事館的人員時相往還,亦人之常情。 1968年五一勞動節前一天,楊氏夫婦雙雙被捕入獄,罪名是「私通外國」。除此之外,他還居然拒絕將毛主席的著作翻譯成英文。
他們在牢中度過四年,終於在1972年勞動節那天官方因找不到他們「通敵」的證據而無罪釋放。「領導」讓憲益返回原來的工作單位,也發還他在獄中度過的四年的工資。事後他回憶說,四年監牢生活倒不算寂寞,因有「難友」互相扶持。 Gladys的日子就難過多了,幸好還可以接觸到一些官方認可的外文書報。她還啃完馬克思的《資本論》。要不是坐牢,她是不會看得下這類文字的。獄中沒有交談對象,她就自言自語。出獄多年,這習慣還改不過來。 Gladys待人接物,藹藹然有古風。獄卒每次給她端茶送飯時,她都沒有忘記跟他們說:「謝謝!謝謝!」
楊憲益夫婦「平反」後面對最痛苦的一件事是兒子楊燁神經失常。根據李輝《了不起的楊憲益》一文引憲益妹妹楊苡給他的信所說,楊燁在他爸爸媽媽坐牢時,「一邊盡他作為大哥的責任,擔負著供養小妹(妹妹即楊熾)在北大荒插隊,一邊默默地受著各種羞辱與嘲笑與誣衊,四年來沒人把他當個要求進步的青年大學生看待,沒人理他,這才導致他的精神分裂」。
楊燁的情況日見惡化,父母決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但因為他母親是外國人,病院以無前例為理由拒絕認收。他們只好把他送到英國接受治療,寄居Gladys姊姊或妹妹Hilda家裡。時逢聖誕假期,楊燁覷準「阿姨」出外訪友時溜了出去買汽油引火自焚。據楊苡的記載,這是1977或1978年冬天的事。
李輝文章說到,Gladys當初在牛津跟憲益論婚嫁時,母親極力反對,說:「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們會自殺的。」九十年代後期,Gladys患上老人癡呆症,李輝跑到他們住的友誼賓館去看她,她已衰老得完全變了一個人,不能交談,坐在輪椅上,呆呆地看著他們。 「楊先生與我談話時,總要常常轉過身看她一眼,還站起來自己去餵她一口水,喝好,自己拿小手絹幫她擦擦嘴角」。
1999年11月中旬,Gladys去世。火化後,連骨灰也沒有留下來。 2005年吉林衛視訪問楊先生,問到他夫人的骨灰有什麼安排,他先抽一口煙,然後慢慢地說:「都扔了。」「為什麼不留著?」他指指煙灰缸,反問:「留著幹什麼?還不是和這煙灰一樣。」楊憲益愛賦打油詩,太太死後以此遣悲懷:「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結髮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2000年8月3日,《壹周刊》有一篇訪問楊先生的特稿(《天涼好個秋》),只見圖片中八十高齡的老人獨坐書房,右手拈著水杯,擱在膝上。旁邊是五塊錢人民幣一瓶的紅星二鍋頭。記者對他的印像是,「他對身邊的一切,淡薄得叫人吃驚,在他的書櫃裡,零散地放著他與妻子合譯的作品,記者拿出來看,他淡然地說:『拿去吧!我不要了。』吃晚飯時,他主動說:『我們家,連骨灰都不留的。』他指的是老伴,火化後,他連她的骨灰都不拿回,更別說墳墓了。『我將來也是一樣。』兒子呢?葬在倫敦嗎?『是吧。我沒有看過。』像在說別人的事。」
Gladys逝世前,楊先生的心情雖因喪子之痛而受影響,但明是非、辨善惡的本性絲毫未改。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先後有加拿大、美國、澳州、路透社和BBC等電台和電視台訪問他。他來者不拒,用impeccable English 向全世界宣佈他對事件的看法。他認為奪去胡耀邦總書記之職是違法行為,是黨內一小撮反對改革的法西斯死硬分子所作所為。這種言論,比「私通外國」更容易加之以罪。他老命能保下來,應算是黨的恩典。當然,也得付出代價,他開除了黨籍。
White Tiger有中譯本,但節刪不少。我引的資料,直接採自楊先生英文原文,2002年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楊先生的打油詩,有兩句教我感受至深,可惜當時過目後沒有抄下來,現靠記憶錄下,上一句的字眼恐怕與原文有些出入:「千年古國貧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楊先生把夫人帶到中國來,想不到害她遭遇這麼多的苦難,負咎之情,從悼亡詩中「白首同歸我負卿」一語可知。楊先生的妹妹敏如,在嫂嫂死後有文懷念她,說:「我的畏友,我的可敬可愛的嫂嫂,你離開這個喧囂的世界安息了。你生前最常說的一句話是『謝謝』,甚至『文革』中關在監獄,每餐接過窩頭菜湯,你也從不忘說『謝謝』。現在我要替我的祖國說一句:『對不起』,『謝謝』!」李輝說這是悼念Gladys的文章中最震撼的一句話。
摘自劉紹銘散文集《藍天作鏡》,173-179頁。